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

　　摘要：随着出口结构指标的完善，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开始从总量层面转向结构层面，国内外出现许多富有意义的研究。虽然大部分研究都显示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但仍有少部分不同观点，而中国检验时则需要考虑中国出口贸易的外资企业、加工贸易为主的特殊性，这对于中国转型时期政策措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出口结构；经济增长；影响机制

　　中图分类号：F7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4）11-0024-03

　　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为东亚等国带来了飞速的经济增长，东亚四小龙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而中国经济亦取得了快速的增长，但随着2009年世界经济危机，全球经济放缓，中国经济增长也出现低迷、出口乏力，在此背景下，加速结构转型，优化出口结构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尤其迫切。国内外许多学者也开始从出口量的研究转向质的研究，认为一国增长并不是出口多少，而是出口什么，在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研究。笔者就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相关的实证研究及在中国的实证检验方面的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为进一步对有关中国的实证研究做准备。

　　一、出口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贸易结构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传统贸易理论表明不同生产率的国家间可以开展贸易，新贸易理论主要解释不同国家为何会出现不同类型的贸易模式，却没有阐述出口贸易怎样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这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得到进展，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支持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认为出口可以加快经济增长模型中的资本积累的速度和技术进步，出口通过专业化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并扩大了国际市场，最终产生规模效应。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把技术内生为经济增长的变量，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生产率提高的核心源泉，劳动分工的程度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是决定技术创新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实际上国际贸易对技术进步的作用通过技术的创新效应和扩散效应得以实现，国际贸易有助于技术在国际间的推广及创新，许多国家鼓励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包括专利技术和成套机器设备，企业在引进后的使用过程中会对先进技术、机器设备进行学习、消化并加以创新，即“干中学”最终会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而以知识为基础的技术可以通过外溢性扩散至其他企业，国际贸易是国际技术扩散的一大路径和方式，国际贸易不仅从静态上提升发展中国家技术存量，且从动态上促进技术创新的能力（李平，2006）。同时国际贸易中的中间品所蕴含的技术也随着产品的流动而得到扩散，与中间品贸易紧密关联的加工贸易为发展中国家模仿技术先进国家和“干中学”提供了机会，并促进先进国的技术扩散与传播、缓解技术约束、促进技术进步与出口商品结构升级发挥重要作用（赵晓晨，2006）。

　　Feder（1982）探索了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机制，发现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具有要素生产率优势和技术扩散效应，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而对Feder模型进一步拓展为非出口部门、初级产品出口部门和工业制成品出口部门三部门，从贸易结构的角度同样得到相似的结论，黄秉杰、孙旭杰（2012）利用1994-2010浙江省出口贸易数据实证结果显示浙江省出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集中体现在工业制成品出口部门，其通过要素边际生产率差异引起的资源重新优化配置效应和对非出口部门的技术外溢效应两种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张如庆、张二震（2010）等也得到相似的结论。此外，贸易品的技术含量不一样对经济的影响也不一样，贸易品根据其技术密集度程度的不同分为高技术密集品、中等技术密集品和低技术密集品，技术密集度高的产品其技术溢出效果比技术密集度低的产品更显著，对经济影响更持久，因此技术密集型产品净进口量增加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可以使一国生产函数扩张，促进经济增长（Wrz，2004）。

　　另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关集中于资本积累影响的影响机制，从资本形成过程来解释贸易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认为贸易会产生静态的比较优势效应和动态的资本积累效应，只要贸易能增加资本的回报率，就会产生资本积累，这又会导致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进而导致一国生产函数的扩张，在储蓄率不变的情况下，必然导致人均产出的增加，实现一国的经济增长（Baldwin，1992）。Chan-HyunSohn（2010）引入贸易结构变量对66个国家1991-2004年进行动态面板分析出口导向型增长机制，结果表明出口结构变量能有效解释经济增长，且主要来自于动态罗伯津斯基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而非要素禀赋差异和不完全竞争中产品差异性。袁其刚（2011）认为贸易结构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主要表现在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上，但具体在一国不同发展阶段，通过两途径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不同，并结合中国实例进行了实证。

　　出口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的研究主要有新古典贸易理论的资本积累效应和新贸易理论的技术进步效应，此外出口结构还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而人力资本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出口结构优化亦会通过这种途径促进经济增长，影响机制尤其是后两者的文献并不多，因此需要进一步探寻出口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并通过大量丰富的数据进行实证。

　　二、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围绕两部分开展，一是以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型的检验为主，检验时较多用出口量和贸易开放度作为变量，这方面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许和连（2002）等有相关的评述。一是随着Rodrik（2007）提出“一国出口什么重要”的观点后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得到很多学者关注，并出现一些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这里对后者的研究成果做一梳理。贸易结构的实证最早源于美国经济学家Leotif，他使用投入产出法对美国的贸易结构和要素密集度进行检验时发现，美国作为资本密集型国家出口的竟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即“里昂惕夫悖论”。此后实证研究常采用Lall（2000）分类法对出口产品进行分类或按SITC码、HS编码分类，再利用各分类产品出口额构建模型进行，实证表明贸易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转型之间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贸易结构不仅影响经济增长还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要作用，其影响程度视一国的外贸依存度而定（蓝庆新，2001）。但出口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不同时期以及产品类别上存在差异，易力等（2006）对1980-2004年间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和国内生产总值进行Granger因果分析和协整检验，分析认为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效应，而短期则不明显，且两者间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丁雯（2008）的研究也进一步实证了工业制成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初级产品却体现消极作用，且经济增长对商品结构并无明显的反作用。

　　随着Lall（2006）提出出口复杂度指数SI及出口结构测量指标的完善1，使得有关出口结构的实证研究得到新的发展。Rodrik（2007）通过普通OLS回归及工具变量回归表明一国初始的EXPY指数大小与该国随后的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如果一国的投资者发现了一些具有较高生产率的出口产品，会吸引其他投资者跟进，进而随着市场的扩大会带动这个产业的扩张及资源聚集，这也就实现了结构升级和产业升级并促进经济的增长。Hausmann、Hwang和Rodrik（2007）检验发现一国EXPY和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性且国家间存在差异，中等收入国家EXPY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明显大于富裕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样本产品显示EXPY提升10%会带来0.35-0.37个百分点的增长。Mursher、Serino（2011）则通过考察49个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1960-2005间面板数据，指出如果这些国家不优化出口结构，将不会得到长期的经济增长。伍业君、王磊（2013）以SITC四位码出口产品数据为基础测算了154个经济体1975-2010年的经济复杂度，并就复杂度与经济增长绩效之间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两者存在稳健且一致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复杂度提升有利于经济增长。有关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检验中大部分结果显示两者具有正向的因果关系，但也有不同的结果，王永齐（2006）用COMPO和TECH两个指标表示贸易品的结构，选用1980-2002年中国数据，采用VAR模型估计中国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经济增长对贸易结构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而贸易结构对经济的影响并未得到实证。

　　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关键不在于贸易占GDP的比率是否保持增长，而在于能否做到持续锁定较高技术的产品生产以推动增长。

　　三、中国的经验验证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经济保持稳定高速的增长率，中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也一直持续增长，那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结构效应怎样？在当前全球危机下中国增长模式是否可持续呢？这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从出口结构角度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大多支持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相关关系，证实出口结构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程度不等的促进作用，陈仲常、刘林鹏（2006）把出口产品分成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两类，并和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实证，通过协整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表明两者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协整效应，但短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不大。而采用VAR模型分析时发现中国贸易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效应不同时期具有不同效应，2002年前贸易结构变化通过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2002年后该效应则为负，2002年前贸易结构变化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作用弹性为负，而2002年后为正，说明中国贸易结构促进经济增长途径已由资本积累转变为技术进步，对贸易结构与人力资本做交叉后发现，贸易结构在2002年后不仅为正，而且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增长了一倍，说明中国贸易结构升级空间极大。在对不同附加值产品以及不同地区实证时同样出现不同的经济增长效应，体现非对称效应，苏振东等（2009）在测算中国出口结构指数基础上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对中国1992-2006中国出口结构定量分析，显示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明显高于低附加值产品出口，戴翔（2010）利用中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97-2008年的面板数据，考察制成品出口技术结构升级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显示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也导致了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差异，这对政策制定具有指导意义。对于某些典型行业如机电行业，其出口规模较大，技术含量相对较高，应予以重点关注（江小娟，2007），这会成为以后经济的增长点。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实证结果并不完全相同，中国目前仍然是一种粗放型的贸易模式，贸易结构效应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要求外贸增长方式进行转变（王永齐，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