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技术溢出与中国吸收能力门槛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采用非参数方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技术溢出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外贸依存度、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水平个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敢应。研究发现技术溢出在上述个因素都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基础设施越完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技术溢出越显著。适度的外贸依存度有助于促进的技术溢出，外贸依存度过低或过高时，都不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此外，大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已达到促进技术溢出的水平，且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大部分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还没有达到有效吸收先进技术的水平，且人力资本建设需要渐进开展。

　　关键词：数据包络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门槛效应

　　一、引言

　　“十八大”提出中国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型调整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要求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是实施创新发展驱动战略的重要方面。引进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消化吸收再创新，是快速提升中国技术效率和技术能力、实施创新发展驱动战略的重要路径。本文着眼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消化吸收环节，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在经济发展平、外贸依存度、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水平个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檻效应。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和扩大中国经济保持了长期高速增长，储蓄率也一直很高，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资本基础。中国吸引和利用的规模日渐扩大，已成为目前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虽然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吸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截至年年底，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约万亿美元当年吸收外资亿美元连续第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与此同时，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还提出了和两年总额为“万亿的投资计划，其中份额最大的是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状况正是技术溢出的重要吸收能力因素之一。

　　外商直接投资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但引进是否真正提升了中国的技术效率和技术能力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理论上讲蕴含先进技术的具有技术溢出的潜力，可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人员流动和产业关联效应种途径促进的技术溢出。但大量经验研究却发现引进并不一定产生正的技术溢出。对此学者们尝试从不同视角来寻找原因，其中，备受关注的原因是“中间因素”问题，重要的“中间因素”就是东道国或地区的吸收能力。这里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认为东道国的技术越落后即国内外技术差距越大东道国技术进步的潜力越大，因而技术溢出效应越显著另一种则认为东道国的吸收能力至少需要达到一个最低门檻水平才能吸收和应用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才会对东道国产生技术溢出。

　　在考察技术溢出门槛效应时，当前研究常采用分组检验和交叉项模型两种方法，但这两种方法都存在相应的局限性。创立的门槛回归分析模型有效地克服了上述方法的缺陷。利用英国家公司的数据，运用门槛回归分析模型考察了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发现技术能力越强，技术溢出效应越大但其与边际溢出效应存在“倒型”关系，即对中等技术能力公司的边际溢出效应最强。其中公司的技术吸收能力采用本公司全要素生产率与同行业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最高者之比这个概括性指标衡量。而在国内区域层面，张宇运用门檻回归分析检验了中国技术溢出的多种吸收能力门槛效应。徐磊和黄凌云检验了区域创新能力对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但他们对生产函数和技术进步作了非常严格的假定，最终被解释变量实质上是以内资部门的人均产出来代表的。李燕等以省际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检验了技术差距对技术溢出的门檻效应，其中技术采用索罗剩余法核算。此外，近期文献也从企业层面研究了技术溢出的相关门槛条件余泳泽；王华等；钟昌标等溢出在上述个方面都存在门槛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对技术溢出存在双门槛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技术溢出效应越显著，东部地区基本跨越了经济发展水平高门槛值，应率先注重增长的效益和质量；适度的外贸开放有助于技术溢出，外贸依存度过高或过低时都不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基础设施建设对技术溢出存在正向双门槛效应且可在较短时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万亿”投资计划将对技术溢出有显著促进作用；大部分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还太低，不能有效吸收的技术溢出且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必然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地区应谨慎吸引，并应注重提高内资企业人才的待遇，以防止外资企业的人才积聚效应阻碍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

　　本文与已有文献的主要区别在于首先我们采用不依赖具体生产函数设定的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与门槛回归分析模型进行有机结合分析吸收能力因素对技术溢出的门檻效应。其次针对“万亿”投资计划最大份额投向了基础设施建设的这一背景，运用门槛回归分析模型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在吸收技术溢出效应上，基础设施建设可在较短时期内取得“跨越式”发展。再次我们还运用门槛回归分析了外贸依存度与技术溢出的关系，发现外贸依存度过高或过低时都不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最后通过省区和吸收能力之间的对比发现大部分省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还没有达到有效吸收先进技术的水平，人力资本建设将是一项长期工作不能一蹴而就也不会如基础张宇和蒋殿春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年各地区内资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并构造吸收能力单门槛交叉项识别模型探测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不平衡程度、地区经济开放度、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以及地区经济结构对技术溢出地区差异和单门槛效应。这是影响技术溢出的东道国吸收能力的个主要方面。另外政府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人口增长率、行政效率、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也会影响一国的吸收能力设施建设那样在短期内“跨越式”发展。

　　二、技术溢出与吸收能力门槛

　　可以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人员流动和产业关联效应种途径促进其技术溢出。把上述途径归结为横向产业内溢出和纵向产业间溢出两类。李平等则将技术溢出分为直接学习、关联和本土化三种效应其中，直接学习效应包括示范效应、人员流动效应和技术或研发合作。但大量的经验研究却发现，引进并不一定能产生正的技术溢出，对此学者们尝试从不同视角寻找原因。毛日昇和魏浩认为能否真正产生正向的技术溢出，除受上述溢出渠道因素影响外，还受跨国公司来源地、所有制结构、投资动机以及跨国与本土公司地缘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则认为当集中在本土因素层面，主要表现为和提出的“吸收能力”因素。许多研究发现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对的技术溢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东道国的技术越落后即国内外技术差距越大，东道国技术进步的潜力越大技术溢出效应越显著（该观点也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和和。另一种观点认为需要东道国公司的吸收能力至少达到一个最低水平才能够吸收和应用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才会对东道国公司技术溢出。本文主要集中对比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外贸依存度、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种吸收能力因素对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

　　(一）经济发展水平

　　东道国（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引资能力及技术消化吸收能力有密切关系，且可能存在门檻效应。一般而言只有当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会形成较强的竞争承受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促进技术外溢效应的产生。这也是技术外溢效应多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原因所在。陈涛涛利用中国制造业个位码行业数据以本地企业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代表技术水平，采用行业特征分组和交叉项方法检验包括“企业规模差距”、“资本密集度差距以及“技术差距”的“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对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发现当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较小时有助于溢出效应的产生。

　　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溢出效应，发现对高收入东道国经济增长和技术溢出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对于低收人东道国虽然也存在正向效应但在统计上却不显著。这意味着需要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一定门槛水平后，才能发挥其技术溢出效应。何洁以人均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运用中国年个省的工业部门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样本分组和设置虚拟变量的方法进行检验发现经济发展水平需要达到一定门槛水平后才对工业部门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潘文卿通过对中国工业部门年相关数据的研究，发现中国中东部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正向的西部地区对当地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为负，他认为西部地区还没有跨过经济发展的临界“门槛”。早期关于技术溢出的研究普遍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对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有严格的假定，通常导致最终不得不以人均代表技术水平，而人均本身是经济发展水平最常用的衡量方式，这使得关于经济发展水平在技术溢出效应方面的研究工作一度停滞后来当人们采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各种衡量方式来度量技术水平后才又唤醒了这方面的研究。张宇和蒋殿春采用方法测算了年各地区内资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交叉项模型探测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技术溢出的单门槛效应发现广东等个省市区越过了经济发展水平门槛。创建的门槛回归分析方法克服了此前常用的分组检验和交叉项方法的局限。两者的有机结合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严谨考察技术溢出中经济发展水平门槛效应的契机。张宇运用门檻回归分析检验了经济发展水平对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发现人均对技术溢出存在单门榧效应但他对生产函数和技术进步都做了非常严格的假定导致最终被解释变量实际变成了内资部门的人均产出。以上研究都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可能存在门槛效应。

　　(二)经济开放度

　　一国的经济开放度是影响流入和跨国公司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指出，流入会通过强化东道国经济效率来促进其经济增长且这一效应在实施外向型（出口导向）战略的东道国会比实施进口替代的东道国发挥得更加充分，即对东道国生产效率提升效应会在更加开放的贸易体系中进一步被强化。这一结论被称为“巴格瓦蒂假说”。与和也认为对外开放规模与技术外溢效应之间正相关。包群和赖明勇的研究发现中国对外开放度的提高会促进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但也存在着制约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的门檻水平。利用中国个省区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发现对外贸易并没有对中国省区的技术效率产生明显的技术溢出，在分区域研究时甚至发现对外贸易对西部省区技术效率的提高产生了显著地抑制作用。沈坤荣和孙文杰利用行业层面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相关数据，发现在控制外资溢出效应的前提下短期内外资企业进入带来的负面竞争效应十分明显，而在市场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内资企业的研发受到更大冲击。张宇和蒋殿春采用交叉项模型研究发现正向技术溢出存在经济开放度单门槛特征，且通过该开放度门檻的省市都集中在东部地区。张宇则利用门槛回归分析发现，外贸依存度对技术外溢的影响存在正向单门檻特征。可见外贸开放对技术溢出可能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且不一定是单方向的递增关系，本文将尝试探测这种关系的具体形式。

　　(三）基础设施建设

　　认为，东道国公司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依赖于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一系列环境因素。研究也表明，一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该地区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关系密不可分。认为不仅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决定了吸收能力的大小经济开放度、基础设施状况乃至行政效率、知识产权保护度这类因素同样起着重要作用。基础设施是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完善的基础设施能够使跨国公司把生产过程中的各个阶段联成一体有利于减少交通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强技术溢出的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也使得纵向产业间的关联更加紧密，更有利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何洁的研究发现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和当地企业溢出效应大小正相关。包群和赖明勇认为基础设施的完善会促进的技术溢出效应且存在制约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的门檻值。张宇和蒋殿春进一步基于交叉项模型考察了技术溢出的基础设施单门檻特征，张宇则通过门槛回归分析发现存在正向的双门槛特征。近年来探讨基础设施建设对技术溢出的文献不多但地方政府或官员对基础设施建设却很热衷。而且，面对美国次贷危机冲击中国政府投入的万亿中份额最大的也是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本文试图通过对比分析吸收能力因素对技术溢出的影响效应，从一个特殊视角研究上述行为的效应。

　　(四）人力资本水平

　　等率先分析了经济合作组织（国家对个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发现只有当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达到了一个最低门檻水平时才能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为技术溢出提供有效途径。研究了美国对个国家的，发现其对发达东道国有显著的技术溢出，而对发展中东道国却没有。

　　他认为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技术外溢需要东道国的人力资本至少达到一个最低门槛并测算了相应的人力资本最低门槛值。首次运用门楹回归分析模型考察了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也发现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必须超过一个最低门槛，的技术溢出效应才能得以发挥。沈坤荣和耿强运用年全国个省、市及自治区的有关数据运用交叉项方法检验了以及人力资本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技术溢出效应越大，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对技术溢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却抑制了技术溢出。王志鹏和李子奈运用中国个省年的面板数据在技术溢出的内生增长模型基础上，运用交叉项方法的检验发现只有当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达到一定水平时该地区才有能力吸收的技术外溢。赖明勇等则利用年中国个省市的经济数据采用交叉项方法检验发现，人力资本和贸易开放度均有助于促进技术溢出推动经济增长且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低于贸易开放度的吸收能力认为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需要人力资本达到一个临界的门槛水平。刘厚俊和刘正良采用年的地区数据再次进行了人力资本门檻检验发现各地区只有在跨越了人力资本最低门檻才能获得正向技术溢出，同时人力资本水平不同层次的地区引致技术溢出的群体也不相同。如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是高等人才对技术溢出起主导作用，而中等层次的人才在人力资本水平偏低的地区对技术溢出的影响最大。孙文杰和沈坤荣运用随机前沿方法对人力资本积累与中国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进行了产业层面的计量检验发现国内企业技术人员的人力资本积累存在明显的门檻效应，低于这一临界值时国内企业技术学习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都十分有限。张宇和蒋殿春基于交叉项模型探测了技术溢出的人力资本单门槛发现北京、天津和上海超过了人力资本水平门檻。杨俊等运用门槛回归分析模型考察了人力资本在国外和国内临近溢出对本地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存在人力资本双门槛效应。赵国庆和张中元运用交叉项方法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溢出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的检验，发现中国高新技术产业还没有达到人力资本门槛值，还不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

　　从探讨“吸收能力”对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的角度，人力资本最早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国内早期的研究主要是探讨人力资本在对经济增长或以人均代表的技术水平溢出效应方面的作用，并主要运用交叉项检验方法。近期学业者们开始直接考察人力资本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上并运用门檻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同时关于各吸收能力因素在技术溢出中效应大小的对比研究还不够丰富。有鉴于此’本文对技术溢出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效应进行对比分析，为这方面研究提供有益探讨。

　　三、技术溢出的门槛回归分析

　　在考察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时，常用的有分组检验和交叉项模型两种方法。

　　前者通过人为选择分割点将样本分为若干组，分析比较不同组的回归结果后者则通过在线性模型基础上添加交叉项分析两者的相互作用。但分组检验方法难以客观把握样本分组的标准，无法从数理统计角度估计具体的门榄值，更无法对不同样本回归结果的差异性进行显著性检验。交叉项模型方法虽可以估计具体门槛值但难以客观设定吸收能力指标与交叉项的形式无法验证估计门槛值的正确性也无法对内生的门檻效应进行显著性验证。而提出的门槛回归分析模型将门槛值作为一个未知变量纳人研究模型中，构建了技术溢出系数的分段函数同时还能对门槛值及门檻效应进行系列的估计和检验弥补了前面两种方法的不足。

　　综上，本文借鉴的方法，通过构建检验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的计量模型，考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基础设施建设及人力资本水平个吸收能力因素对中国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其中，我们采用等（的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年中国个省区内资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因为非参数方法不依赖于具体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能更准确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也可避免由于生产函数的严格假定导致最终以人均产出测度技术水平的问题。

　　(一）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目前研究技术溢出的基本方法是将东道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因变量将的流人程度作为自变量通过考察项系数的变化来衡量技术溢出程度的本文选取年为样本区间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

　　一是重在对一个较短时期一个年任期或一个年计划对应的时期跨度进行探讨；二是考虑到自年开始中国经济受到美国次贷危机冲击的干扰可能导致趋势性的研究结论失真。这一思路我们首先采用方法测算中国个省区内资工业企业的。其中，代表生产中的要素投人密度，中代表基于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技术可能性。

　　投入产出指标选取与价格调整。中国工业部门开放的时间长、范围较广、程度相对较深，且工业部门历来是中国的主要领域，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全面性本文选用了工业部门作为技术溢出门槛效应分析测定的样本。在采用指数法测算年中国个省区内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时，首先需要确定该方法所需的投人产出变量。同时统计年鉴所载数据均为以当年价计算的名义值其中包含了物价变动因素在模型估计之前需要对这些变量进行价格调整。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及《年中国经济普査年鉴》。投人产出指标选取与价格调整的具体情况如下：

　　投入变量选取及其调整。内资工业企业的投入变量选取最有代表性的资本与劳动力：

　　资本存量借鉴张海洋的方法，以内资工业部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表示测算采用永续盘存法即。首先，把各省在各时期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之差作为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即，其中为年固定资产折旧率此处取张军等。然后设各省第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定基指数为巧，经过调整后各省第年固定资产实际存量为。劳动力指标采用内资工业企业的“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代替，内资工业企业的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由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减去三资工业企业外资企业和港澳台商企业）的“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得到。

　　产出变量选取及其调整。借鉴蒋殿春和张宇的做法，本文采用工业总产值作为产出变量。把各省的名义工业总产值用第年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巧，进行平减，得到各省的实际工业总产值内资工业部门的估计。本文采用上述永续盘存法得到的固定资产实际存量作为资本投入量，以各地区内资工业企业的“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作为劳动投人量，经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后的“工业总产值”作为内资工业企业的产出变量运用软件对中国个省年内资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增长率进行估计结果如表所示。

　　各省年的基本情况是年上海、江苏的全要素增长率最高，浙江、广东紧随其后增长最慢的地区包括山西、甘肃、陕西。年北京、天津的全要素增长率全国最高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也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增长最慢的仍然是甘肃、宁夏及山西等，其中山西年来年全要素增长率都是全国各省中最低的。

　　(二）技术溢出的门檻回归分析

　　门槛回归模型。面板门檻回归模型可以表示为：其中，为被解释变量，、为维解释变量向量，为门槛变量，它既可以是解释变量向量巧中的一个回归元，也可以是一个独立的门檻变量。对于任意门播值可通过求残差平方和进而得到各参数的估计值。最优门槛值为使得在所有残差平方和中最小者将门檻变量中的每一个观测值都作为可能的门檻值，将满足的观测值作为门槛值。在确定了门槛估计值以后，其他参数值能随之相应确定。

　　得到大样本的值它类似于一般计量方法得到的概率用方法得到小于，说明在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零假设。在零假设。：氏成立时方程组退化成单一线性回归方程，即不存在门槛效应；反之，备择假设：氏成立表示存在门槛效应，啟和庆在不同的区间有不同的作用效果。当确定一个门槛值后，为确定是否存在其他门檻值，可再进行两个及两个以上的门槛值检验。当拒绝检验时说明存在门槛值，在估计出这个门檻值的基础上，需搜寻第门槛值是否存在，以此类推，直到无法拒绝零假设为止。

　　基于的门槛回归分析模型，借鉴与陈继勇和盛杨怿关于技术溢出门檻回归分析的方法本文通过构建如下的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水平个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檻效应其中，为已测度出的各省份内资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为除以外的一组影响内资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控制变量，为门槛变量，本文中依次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水平个吸收能力因素，表示省份，表示年份，为指示函数，表示个不同水平的门槛值，为随机扰动项。

　　数据与指标选取。我们选取内资工业企业研发投人和内资工业企业人均资本存量、作为除流人外的控制变量。其中，企业研发投入以内资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投入衡量内资工业企业的人均资本存量采用当年内资工业企业固定资产与内资企业从业人员的比值衡量。流人状况则以各省外资部门的固定资产实际存量占全部固定资产实际存量的比重衡量。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是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视角的考虑，我们借鉴了与和关于技术进步源于及资本深化副产品的经济发展水平、外贸开放度、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水平个方面的具体衡量指标如下：经济发展水平选取最能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作为衡量指标；外贸开放度，借鉴蒋殿春和张宇方法，采用外贸依存度作为衡量指标外贸依存度进出口货物总额国内生产总值基础设施，借鉴何洁与张宇的做法选用道路长度（铁路与公路营运里程之和）占地区面积的比重度量地区基础设施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参考张宇的方法，采用地区科技活动人员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重衡量。

　　在以上的控制和门檻变量中，内资工业企业的人均资本存量数据来自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企业研发投人、人力资本水平数据来自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经济发展水平、外贸开放度、基础设施的原始数据则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门檻效应回归结果与分析。我们在构建模型的基础上采用软件进行回归分析。首先检验样本数据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在存在门槛效应情况下进一步估计门檻水平。在进行此操作时设置个网格搜寻点，并进行次“自举法”重复。

　　检验过程中考虑到各变量的时间跨度为个观测值时间序列长度有限只进行两个门槛值的检验，不再进行个及以上门槛值的研究。经济发展水平。首先我们检验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是否存在门榄效应（结果见表。由表可知，统计量显著水平拒绝了零假设存在门槛效应且有两个门檻值。在存在门檻效应基础上经过检验得到的门槛值和的置信区间见表而在存在两个门槛值条件下的模型及参数估计结果。

　　综上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技术溢出存在双门槛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技术溢出效应越显著，当跨越了第门槛值时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回归结果中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存在两个门槛值，分别是人均为元和元。当人均尚未跨越第门槛值元时前面系数虽为正但统计上不显著，不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当人均超过元但未达到元时对内资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有经济意义上的正向溢出，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统计显著性当人均跨越了第门檻值元后，前面的弹性系数显著变大且在水平上显著此时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且溢出效应更强。此处的发现与何洁的观点吻合。她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溢出效应越明显，越有利于技术溢出效应发挥。这同张宇和蒋殿春与张宇发现的人均对技术溢出存在单门槛效应的结果基本一致，但本文发现的是存在双门槛效应。以及人均资本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和资本深化均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原因符合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推断。

　　外贸依存度对技术溢出存在一定的门檻效应适度的外贸开放有利于技术溢出外贸开放过高或过低时均不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将外贸依存度作为门檻变量时有两个门檻值当外贸依存度小于第门檻值或超过第门植值时即外贸依存度过高或过低时均不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

　　何洁的研究甚至发现对外开放度和技术溢出之间是负相关谢建国也发现在外贸开放度低的西部省区抑制了技术效率的提高。只有当外贸依存度处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才存在一定程度的技术溢出。这与和、包群和赖明勇及张宇和蒋殿春研究发现的对外开放规模和技术溢出效应正相关的观点一致。本文的发现与包群的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存在非线性的“倒型”关系及张宇的外资依存度与技术溢出的“倒型”关系相似，但在张宇的研究中地区的外贸依存度对技术外溢的影响仅是正向的单门槛特征。

　　关于为何外贸依存度过高也不能促进技术溢出效应的有效发挥问题我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

　　一方面外贸依存度过高的地区，已通过技术转移、转让以及资本品贸易获得了相应技术技术溢出已不再是获得跨国公司先进技术的主要渠道；另一方面，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虽然中国外贸开放程度较高的地区也引进了很多但技术含量高的并不多大部分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引资质量不高，这为技术溢出带来了一定难度。另外，更重要的是，引致的加工贸易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有很大影响“两头在外”的其许多技术外溢的渠道和机制被阻隔，对内资企业产品和要素市场的竞争效应也弱化了的技术溢出导致其得不到有效发挥。反映了各省外贸依存度门槛通过情况。年个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的省份没有跨过第门檻外贸依存度过低使不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天津、上海、江苏及广东省的外贸依存度则太高也不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仅个省份的外贸依存度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的正向技术溢出。到年江西、四川、广西等省市自治区顺利越过第门槛，跻身正向技术溢出之列个省份集中在第、门槛之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省市的外贸依存度依然过高，仍不能促进技术溢出的发挥这些地区应重点着手提高引资质量和调整对外开放结构。

　　基础设施没有达到第门槛值时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只要跨越第个门槛后，就存在显著的正向技术溢出；当跨越第个门檻后的弹性系数进一步增大统计显著性也进一步增强的技术溢出效应更大。该发现与何洁提出的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和当地企业溢出效应大小正相关的观点一致，与包群和赖明勇认为存在着制约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的基础设施门槛的观点一致也同张宇和蒋殿春基础设施变量个门檻值和对应的置信区间分别为和。

　　近一半的省区都还没有跨越第个门槛，基础设施欠发达不能促进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到年，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显著提高，未跨越第个门槛的已缩减为内蒙古、黑龙江、甘肃、青海、新疆个省区。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均达到了可以促进技术溢出的程度，跨越第个门槛的省也由年的个增至个尤其是河北、辽宁、江西、贵州、陕西个省区的基础设施提升经历了“跨越式”发展从年未通过第个门槛到年一举跨越了第个门槛。截至年，绝大部分省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已能促进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并且，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在较短时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和官员热衷于基础设施建设从技术溢出的角度是一种理性行为因为基础设施建设是在较短时斯（如本文的一个年斯）就能显著促进技术溢出的方法。面对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的万亿投资中份额最大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其在技术溢出方面会有较显著的促进功效。

　　当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低于第门槛值，即平均人中从事科技活动人员不足人时，不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当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跨越第个门槛即人中科技活动人员超过人时，才会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本文关于技术溢出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同之前的理论预测及经验证据基本一致。一般的东道国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意味着内资企两个门槛值和对应的置信区间分别为和。

　　反映了各省人力资本门槛通过情况。在年，只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省市处于高人力资本区域，人力资本水平能有效吸收的技术溢出，到年跨越人力资本第门槛的省区仅增加了浙江、广东、辽宁个。虽然位于个门槛之间的省份到年巳经达到了个表现出了一定的统计显著性和一定的正面促进作用。但是，即使到了年，绝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水平都还没有达到能显著吸收技术外溢的水平，尤其广西、海南、贵州、云南、新疆个省区依然低于人力资本低门槛水平，这些省份应该谨慎吸弓，并适度提高内资企业的人才待遇，以防止外资企业的人才积聚效应阻碍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而言从吸收消化的技术外溢角度来看，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总体而言还相当低。而且人力资本建设或人才战略是一项见效慢的长期工程’不能期望一蹴而就或如基础设施建设那样实现短期内的“跨越式”发展。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东道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外贸依存度、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吸收能力因素对的技术溢出可能存在门槛效应。本文将非参数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法与门槛回归分析模型有机结合对比分析上述个吸收能力因素对技术溢出的门槛效应。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技术溢出存在双门槛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技术溢出效应越显著当跨越了第门槛后存在更加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对技术溢出存在个门檻值，分别是元和元，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技术溢出效应越强，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越了第门槛后开始存在一定的技术溢出效应，当跨越第门榄后技术溢出效应更加显著。从省际层面看年有近一半的省份未通过经济发展水平的第门槛不存在技术溢出效应，跨越高门槛的仅有北京、天津、上海、浙江个省市。到年广东、山东、江苏、福建、河北、内蒙古、吉林、辽宁个省区也加人了这个行列跨越第门檻的省区增至个。之前未跨越第门檻的个省份中已有个跨过了第门槛，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的技术溢出。唯有贵州仍未跨越第门槛，经济发展还不能促进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

　　外贸依存度对技术溢出存在门槛效应，适度的外贸开放有助于技术溢出，外贸依存度过高或过低时都不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外贸依存度对技术溢出的两个门檻值分别是和仅当处于第和第门槛值之间时，外贸开放才有助于技术溢出。主要可能的原因是引致的加工贸易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有较大影响，“两头在外”的许多技术溢出的渠道和机制被阻隔，对内资企业产品和要素市场的竞争效应也弱化了的技术溢出，导致其得不到有效发挥。从省际层面看，截至年底，中国个省区市中有个的外贸依存度处于适度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天津、上海、江苏及广东省市的外贸依存度样本期内始终过高。

　　基础设施建设对技术溢出存在正向双门槛效应，基础设施跨越第门槛时就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年中国有半数左右的省份尚未越过第门槛，技术溢出不显著。年后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改观仅内蒙古、黑龙江、甘肃、青海、新疆个省区的基础设施仍未跨越第门槛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均达到了可以促进技术溢出的水平，跨过高门槛水平省市也由个增至个尤其河北、辽宁、江西、贵州、陕西个省的基础设施提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年未通过第门槛到年一举跨越第门檻。

　　人力资本水平对技术外溢也存在正向双门槛效应，人力资本跨越第个门槛时才能有效吸收的先进技术。在年跨越高门槛的有北京、天津、上海、江苏个省市，到年仅新增了浙江、广东、辽宁个省。绝大部分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都还没有达到能有效吸收先进技术的水平。尤其广西、海南、贵州、云南、新疆个省区依然处于人力资本低门槛之外，外资企业的人才等要素积聚效应甚至可能阻碍内资企业的效率和技术进步。

　　本文发现有一定的政策含义：为了有效发挥的技术外溢效应各省区应在外资引进和吸收能力建设方面采取配套措施。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截止年东部省市基本都跨越了高门檻值，存在显著的技术溢出应率先注重增长的效益和质量。在外贸开放方面，截至年，个省区处于适度的外贸依存度范围内，只有少数几个省区尚需提高外贸开放度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的外贸依存度一直过高，应着力在提高引资质量和调整贸易格局上下工夫。从吸收技术溢出的角度，唯有基础设施建设能在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一现象值得密切关注。最后，人力资本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不要期望一蹴而就它不可能如基础设施建设那样短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人力资本水平过低的地区应谨慎吸引，并适度提高内资企业的人才待遇，以防止外资企业的人才积聚效应阻碍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

　　参考文献：

　　1、包群、赖明勇《技术外溢的动态测算及原因解释》，《统计研究》

　　2、包群：《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只是线性关系吗》《世界经济》

　　3、陈继勇、盛杨怿：《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经济研究》

　　4、陈涛涛《影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行业特征》《中国社会科学》

　　5、何洁：《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世界经济》

　　6、蒋殿春、张宇：《经济转型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经济研究》

　　7、赖明勇、张新、彭水军、包群《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研究开发与技术外溢》，《中国社会科学》

　　8、李平、崔喜君、刘建：《中国自主创新中研发资本投人产出绩效分析—兼论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

　　9、李燕、韩伯棠、张庆普《溢出与区域技术差距的双门檻效应研究》《科学学研究》

　　10、刘厚俊、刘正良：《人力资本门槛与效应吸收一中国地区数据的实证检验》《经济科学》

　　11、毛日昇、魏浩：《所有权特征、技术密集度与技术效率外溢》《管理世界》

　　12、潘文卿：《外商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世界经济》

　　13、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

　　14、沈坤荣、孙文杰《市场竞争、技术溢出与内资企业效率一基于行业层面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

　　15、孙文杰、沈坤荣《人力资本积累与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差异性》《中国工业经济》

　　16、王华、祝树金、赖明勇：《技术差距的门槛与技术溢出的非线性—理论模型及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7、王志鹏、李子奈：《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与内生经济增长》，《世界经济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