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2)

　　最后，建立了国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交流平台，如关注境外、台湾地区、少数民族的中国现代文学。长期以来，我们提到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只是指现代汉族文学，且是主流的文学。在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发展之后，《丛刊》明显鼓励扩大这个汉族精英圈，以《丛刊》为平台，搭建起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华人现代文学研究平台，并通过研讨会、访问的方式创造交流机会，拿来或输出相关的研究者咨询。并且丛刊所提倡虽未一直贯彻下来的“争鸣”，其倡导的开放自由的学术态度和研究，毕竟也激起过思想的浪花，使学科充满思辨的活力。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丛刊》的困境。《丛刊》从最初的季刊创刊号3万册印数，1989年的2750册，到1999年只剩下1400册印数。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让刚从意识形态的卷裹中挣脱出来的现代文学，又马上落入了自身内部的发展问题：不再强烈地彼此影响也意味着不再具有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一趋势从1980年代的高潮之后，几乎呈直线下降的趋势。现代文学经历了“边缘化”“古典化”“书斋化”的过程。而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也正式成了学院里的人们的事儿。

　　2005年，《丛刊》改成双月刊，2011年改成月刊。在2011年调整的目标中明确指出，一是扩大了容量，而是把“当代”的研究也纳入刊发的范围，因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本来就是一个学科，没有必要再细分，

　　“打通”才有利于视野展开和研究的深入。{7}也许这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势所趋，但始终反映出来的一个问题是文学研究与市场需求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扩招之后，现代文学学科队伍明显扩大，相应地研究成果数量急剧上涨，也可以说观点和思想的交流速度和覆盖面加大；另一方面，这种现象是否意味着文学研究的活跃与繁荣，是从主动争取市场还是一定程度上的妥协，也许应该留给历史来评判。中国现代文学本来就与社会现实关系密切，这又是一次生动的体现。

　　对一份凝聚着大部分现代文学学者心血和期冀的刊物来说，在原有的学科历史框架（如现代文学的上限与下限问题）有所松动之后，是否也应随着时局而做出相应调整，如何调整，显然也是个复杂的问题。{8}

　　{1}{2}樊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十年〉（1979-1989）》《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2期，第1页，第14页。

　　{3}唐：《祝贺与希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3期。

　　{4}王瑶：《蹒跚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3期，第23页。

　　{5}吴福辉、邵宁宁：《现代文学：学科历史与未来走向》，《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27页。

　　{6}樊骏：《〈丛刊〉：又一个十年（1989-1999）——兼及现代文学学科在此期间的若干变化》（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4期，第279页。

　　{7}吴义勤、温儒敏：《改版致读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期，第1页。

　　{8}如丁帆便提出了关于“扩容”“方法”“争鸣”问题。丁帆：《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的几点建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第7—9页。

　　作者：李雪梅，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与音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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