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民国时期柳江上游流域木材业的发展与社会变化

　　【摘要】明清民国时期，柳江上游的木材业迅速发展壮大，柳江成为当地与外部贸易交流的水上长廊，成为木材贸易的黄金水道。柳江上游地区所产杉木不仅圆大且木质极佳，民国时期更是作为经济林木大规模种植出售，很长一段时间内，其产销量居高不下。笔者以杉木为代表，以期透过杉木的种植、砍伐运输、销售等环节展现出木材业的大致运作及其对周边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明清；民国时期；柳江上游；木材业

　　柳江上游地区山林密布，物产丰美，而苗、瑶、侗、壮等少数民族人民久居大山，缺乏经商意识，历来与外界的沟通交流甚少。但是，这种情况自明清以来就发生变化了，“融县贝江地险山深，林木山货物产特盛，猕猴所居，商人出入其中”。大批客商的进入与经营，柳江上游木材业作为一个结构基本完整的行业逐渐成型，借由柳江，将木材的生产——运输——销售等各环节联系在一起，并影响着柳江流域人们的社会生活。

　　一、林木的种植

　　柳江上游沿江一带山深林密，早先山民多是靠山吃山，以砍伐原始山林为主，尚未有专门的种植木材。《民国柳州纪闻》中也提到早前“柳境多童山，尚待积极造林也”。但从明代开始，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一些山民农户发现木材的利润较大，因而在市场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农作物种植侧重发生了转变。《融安县志》中记载着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融县各地始栽杉。民国二十二年的全省经济调查中，融县农户“不以稻作著称，而以桐茶、木材为重要出产，每年获利达三十万以上”。“长安镇位于融江上游，曾长期以木材交易为主，附近农户除耕种粮食外，还多参与木材生产、加工”。而融安当地就有谚语：荒山变林山，不忧吃和穿。从众多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朝伊始，柳江上游地区有目的的木材种植已经开始陆续出现，所植木材种类大多数油茶、杉木、松等，其经营类型属于个人范围内的小规模经营，而山地林木的所有权理所当然的属于垦林植杉之人，业主身份多是土著山民。

　　清代中期，大批汉族地主、外籍商人势力深入广西各地，少数民族则被迫大量迁入深山林区中定居。大片的山区林地被汉族地主、商人所占，杉木、油桐等经济林木的大规模种植自此开始。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杉木、油桐等已成为融县主要的人工造林树种。

　　可观的利润吸引了更多商人涉猎木材这一领域，他们凭借雄厚的资本，买山植杉，将杉木种植这一领域垄断下来，从中谋取高额利润。其中清朝末年较有名气的木商即山主有叶长发、胡振源、宋安诚、曾冠华、梁国权等，他们所拥有的杉木都在十几万株以上。更有木商不满足于自己山头上的杉木，他们自己买山种树之余，还购进别人成材的杉木，但其价格要比作为山主从山丁处买进的要高出一些。清同治年间，广东人叶长发到融乐镇（今融水）经营小杂货发家后投资在贝江沿岸购买山场，雇佣当地苗民种杉，后成为当地头号木材大商。叶长发在贝江两岸有数不清的山林，甚至延伸至贵州大年一带，有人估计他的杉林约有百万株之多，约占桂北大苗山全部杉木林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左右。清代中期后，外来商人取代了山民土著的业主身份，木材的种植进入了私人垄断阶段，土地兼并日益集中，所植的林木也多以杉木、油桐等利润较大的经济型林木为主，三江、融水一带被迅速开发，大规模经济林木的种植为资本雄厚的外籍客商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利益。

　　民国27年，广西省政府官员莫甘霖联合地方豪绅集资在融县西隅开办林场，在三江河口办中兴公司，种植杉、茶、桐等。随后，位于安隅乡的西源公司和西华公司相继建立，主营林木，主植杉木、油桐等。有了官僚资本的注入，杉木的垦殖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柳江上游的木材业不但没有受到战乱波动的影响，反而日益成熟兴旺起来。

　　（二）木材的砍伐和运输

　　待林木成材，木商在正常情况下不会亲自出面，他们会指派自己的代理人进山看山或者买木。若要砍山，就由代理人寻来一个头夫，给头夫一定的钱数去承包下砍山伐木的工作。而头夫就会招集散夫共同进行砍山。我们将头夫和散夫统称为伕子，伕子大多是生活在山区的少数民族或山丁。他们每天的工作量非常之大，所需要做的不仅仅是砍断树木而已，还需要将树木运至水边，在木头上打水眼、扎排等一系列工作。扎好排后，木商会再雇工人专门负责放排。民国时期，三江县“接近溶江一带，渐与外界交通，因该地产木，木排商贾云集，苗人以放排为生活者，多劳力于此”。

　　与清代贵州清水江流域三寨轮流“当江”的机制不同，柳江上的运输自有其发展特色。大批客商深入山区，直接垄断了木材生产，也垄断了木材流通环节。我们能够从不少史料中隐约看出，资本雄厚的木商或是行会商号会有一批专门人员在柳江上负责护送或看护木材的行运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