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从与反抗

　　【摘 要】《蛙》为莫言的代表作，以中国计划生育历史事件为背景讲述了姑姑的一生。姑姑的命运是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的。文革、大饥荒、计划生育、市场经济等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映射在了姑姑起伏的命运中。作为执行国家意志-计划生育国策的典型代表，姑姑晚年精神错乱，陷入了无限的痛苦和忏悔中。古希腊悲剧大多围绕着命运悲剧展开。命运悲剧显示了人存在的偶然性和荒诞性。不同于古希腊命运悲剧，莫言的《蛙》中则隐藏着国家意志下的个体悲剧。

　　【关键词】《蛙》；莫言；国家意志；悲剧与救赎；生殖崇拜

　　《蛙》的开头，即以孩子的眼光，呈现了一个饥荒时代的悲惨社会现实，奠定了整个小说的悲剧基调。

　　一、国家意志

　　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综合风貌。《蛙》在围绕着主线-计划生育的国策展开小说情节的同时，也反映了“文革”、“市场经济”等大的中国社会变革。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在新中国未建立基本法律体系前，“计划生育”、“文革”等国家政策体现着国家意志。《蛙》中姑姑命运的起伏是与国家政策的变动紧密联系的。在激烈矛盾和斗争的背后，隐含着国家意志对个体命运的主导作用。

　　1953年至1957年，国家经济发展，人们无温饱问题，国家对生育不干涉。姑姑共接生1612次，接下婴儿1645名。凭借高超的接生技术，姑姑成了村民眼中的送子娘娘。

　　而到了1962年秋季时，高密东北乡三万亩地瓜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这时，国家又开始鼓励生育。

　　到了1965年底，“急剧增长的人口，让上头感到了压力。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掀了起来” [1] 。

　　在生育问题上，国家政策经历了不干涉-鼓励-计划的转变，这种政策转变的根本推动力是国家利益。“在人们相对完整的公民身份得以确认前，个人权利将会作为一种比较模糊的应然概念处在国家或政府行为的具体掌握或直接影响之下。并在民族存亡和国家兴衰的关键时刻，时常处于一种被忽略甚至牺牲的状态” [2] 。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社会理念即建立在消除剥削，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中国因此未形成公民权利观念，而形成了人民概念。个人是从属于集体而存在，个人利益需服从集体利益。国家意志主导着个人生活，并容易忽略甚至牺牲个人权利。

　　二、悲剧与救赎

　　鲁迅言：“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3] 。《蛙》中有一个基本矛盾体：即人的繁殖欲求与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高密乡的村民即在与这种矛盾的妥协对抗中，走向毁灭。

　　繁殖欲在中华文明体系中，以孝道的形式体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检验孝道的第一条法则即传宗接代的的生育使命。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生育文化表现为“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观念形式。《蛙》中计划生育没有经历漫长的缓和期，即强制推行，势必与农村根深蒂固的生育观产生激烈的碰撞，酿成悲剧。马斯洛理论将需求分成生理、安全、社交、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笔者将《蛙》中悲剧的形式分为生命的祭祀、人性的异化两个层次。

　　（一）生命的祭祀

　　生存权是人最大的基本权利。人祭成了祭祀的最高形式。在古希腊神话的特洛伊战争中，为使希腊船队顺利起航，阿伽门农将女儿献祭给了女神阿耳忒弥斯。在《蛙》中，姑姑作为计划生育的坚定贯彻者，扼杀了数千名婴儿，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导致了以张拳之妻秀莲、蝌蚪之妻王仁美、陈鼻之妻王胆为代表的普通民的死亡悲剧。文革中，48个村子的人被召集到会场-冰湖上观看批斗，作者最后写到：“只听到湖面上发出一阵怪响，冰层塌裂，许多人，落到冰水中” [1] 。

　　悲剧的目的是引发人的恐惧和怜悯。在这种普通人的殉葬中，更能引起人情感的强烈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