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地“女神”的灵魂呼喊

　　摘 要：1990年代中期以来，藏族文学迎来了以格央、唯色、央珍、梅卓为代表的“女神时代”。“双重边缘”的尴尬身份促使她们成为弘扬藏族文化、为藏地女性发声的代言人。本文以“女神时代”的佼佼者梅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她小说中关于民族历史叙述、转世轮回爱情、新时代下民族信仰危机等内容的梳理与研究，多角度地阐释了她对藏民族历史、文化、现实及未来的思虑。

　　关键词： 女神时代 民族历史叙述 转世轮回爱情 民族隐忧

　　199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中国藏族文学队伍中出现了一个以格央、唯色、央珍和梅卓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群体，由此开启了藏族文学所谓的“女神时代”。{1}当代中国藏族女性作家群体的出现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其独特的双重边缘的地位与身份，即：与中国内地主流文学相比较，包括藏族在内的民族文学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与男性中心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文学现状相比较，女性作家亦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因而可以说藏族女性作家群体处于一种“边缘的边缘”的位置。

　　然而这种“双重边缘”的地位，不但没有成为藏族女作家的创作阻碍，反而成为鞭策她们创作的不竭动力。“双重边缘”的尴尬身份使她们清醒地意识到自身肩负的文学使命，她们不仅通过文学书写藏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藏区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藏族民众的现实人生，使世人得以通过文学这一保存和交流人类经验最为有效的手段了解藏区、藏族、藏文化与藏族民众的生活，还为千百年来处于失语状态的藏地女性发出了生命的呼喊。梅卓作为“女神”中的佼佼者，她的文学作品鲜明地体现出藏族女作家的共有倾向，同时又表现出自身的特点。她的小说以女性视角下的民族历史、转世轮回中的都市爱情、新时代背景下民族信仰的隐忧为基本内容，从多方面、多角度表现了她对藏民族历史、文化、现实及未来的思虑。

　　一、 女性视角下的民族历史

　　作为藏族女作家，梅卓首先从自己的性别身份入手，以女性的视角观察生活，审视历史。在书写藏民族隐秘的历史时，将目光从对外部世界的探寻收回到对藏地女性生命本体的关注与叩问，深层次地审视复杂的民族、人性精神内核，依托自身的女性经验，在民族体认的基础上，梳理女性与民族之间的天然联结，并从中发现深层次的历史与现实的秘密，成为她民族叙事的意义所在。她对于民族记忆的表现同样有一套独特的方式，以女性作为民族延续的扛鼎，把女性的坚忍与付出作为支撑民族走向光明的力量，是她叙述民族历史的独特之处。

　　“按照詹姆逊的说法，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都应被当作民族寓言去阅读，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也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中总是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2}梅卓的民族历史叙述便是如此。她的小说并不时常与“民族”“历史”“英雄”等主题词相连，而常常与“女性命运”“爱情”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她笔下的民族历史，没有腥风血雨的战争场面，没有沙场征战的残酷杀戮，有的只是一段段绽放在雪域高原上的原始情爱欲望之花。在梅卓追溯藏民族历史、审视部落传奇的长篇小说中，爱恨情仇往往成为结构故事、塑造人物、还原历史的推动力。梅卓将部落历史置于一个个藏地爱恨情仇的故事中，让沉迷于其中的男男女女在爱恨情欲的痴缠下，展开关于民族与部落出路的思考。在作者的笔下，每当灭顶的民族危机来临之际，首先觉醒的都是藏地女性，她们用自己的方式唤醒沉溺在权力争斗中的部落民族，唤起他们的危机意识。因此，表面看，梅卓是在讲述雪域高原藏民族带有原始淳朴意味的爱恨情仇，实际上，她是在借此表达关于民族生存的过往、现状及可能的出路。

　　梅卓用绽放在雪域高原上的爱情构成民族叙事的主体，把生命的激情欲望融入对历史黑暗的批判中，从而使苦难的民族部落历史变得充满人性的活力与弹性。同时，她极力渲染藏地女性爱情的力量，以之唤醒尚处于麻木混沌状态中的民族勇士，让他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升华生死爱欲的生命本能，使生命在民族历史的洪流中找到意义，实现人生价值。“藏地男女间的爱恨情欲与藏民族部落历史的相互阐释、相互升华，赋予藏族女作家关于民族历史叙事以浑厚的生命感，避免了理性化历史叙述的理念化、概念化之流弊，而增强了小说的浪漫色彩。”{3}

　　《月亮营地》充分展现了梅卓民族历史叙述的基本创作特征。小说在交代部落的灭族背景下展开，此时相隔不远的月亮营地头人阿格旺一心只为自己谋私利，置部落安危于不顾；部落里最年轻优秀的青年贾桑沉浸在失恋的痛苦中而意志消沉，把一身的骠勇耗费在无谓的械斗中，误杀妹妹的悲剧更使他一蹶不振；部落中的其他人也大多是庸碌之辈，在酒精与个人情仇中懒散度日，整日浑浑噩噩，看不到危机的临近，也无法拯救部落于水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