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境遇影响下的文学创作

　　【内容摘要】律诗的发展和成熟不仅为杜甫诗歌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艺术空间，也为诗人展现内心深处丰富的情感提供了广阔的艺术舞台。人生际遇对于作家的文学创作具有促进作用。文章通过分析律诗的发展轨迹，并结合杜甫晚年创作实践，试图以杜甫为例探讨境遇影响下的文学创作。

　　【关键词】人生境遇文学创作杜甫

　　对于作家而言，生存境遇的变换不仅对于他们的人生会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到他们的创作实践。这一点在伟大诗人杜甫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晚唐孟棨所著《本事诗》记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①后世多以此为据将“诗史”的桂冠送给了杜甫，尽管“诗史”的内涵是在后代文人共同努力下最终凝定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正是由于杜甫遭受了“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的冲击才使得他从现实中惊醒。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的所见“毕陈于诗”使其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审美境界。同时，由于后人在杜甫的作品中能够感受他的记载是“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成为“诗史”名号得以成就的基础。

　　诗歌的盛世是唐代，宋诗是唐诗之后的又一高峰。对于唐诗和宋诗所表现出来的文人各种复杂的思想感情，以及所展示的艺术境界的探讨，也许会对中国古典诗歌精神的领悟有所帮助。从问题演变的维度来审视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唐诗最大的特色是新体诗的完成。这一点是在前人对于四声问题的研讨基础上完成的。对于“声律论”的精研使律诗登上了中国诗歌的历史舞台。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做出最大贡献的人物当首推沈约。其“四声”

　　“八病”的理论对于南北朝时期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限制了诗人创作的篇幅。“当时的五言诗篇幅集中在四句至十四句之间，最多的为八句式，其次为四句式，再次为十句式，后面的顺序为十二句式、六句式及十四句式以上。”②据此分析，笔者认为，律诗篇幅形式的演变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史，我们更应注意到：“四句篇幅毕竟有限，它的倍数八句式在容量上大了一倍，对形式的要求也能让人接受，诗人也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从内部的结构上，八句的内部含有四个意义单位，四个双句的形式或许更符合中国文化中追求对偶和谐的审美心理，因而八句最后成为律诗的体裁不是毫无原因的。”③

　　律诗的成熟为诗人展现内容丰富的感情，尤其是为复杂的内心世界提供了广阔的艺术空间。经过前人的努力，诗歌篇幅已经初步定型——短则绝句、中则八句。当诗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无比丰富、文学能力不断提升之后，就可以无限地吟下去，这就形成了排律。对于才力不济的诗人来说，排律虽然为其提供了无限丰富的意义阐释空间，却犹如一座望不到顶的险峻山峰，令其感到力不从心。五律之后即是七律，这不仅是因为七律的艺术标准更高，也源于七律独有的“字句繁靡，纵才具宏者，推敲难合”，七律的成熟需要一位对人生和社会有着更深沉的思考、更丰富情感的作家。杜甫是唐代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近体诗大家。而他所创作的律诗主要完成于诗人的晚年，这时的杜甫经历了十年求官的艰辛，也饱受“安史之乱”的摧残，他对于人生、社会、唐王朝、统治阶层等都有了深刻理解。

　　“如以杜甫48岁的秦州行划线，将杜诗分为前后期，则后期11年诗1166首，前期292首，比例为4:1。体裁上，近体1054首，古体404首，比例为2.6:1。而后期近体904首，前期仅150首，前后期比例为1:6。后期近体诗占后期诗作的80%。杜甫晚年创作在诗体上的中心所在一目了然。”④从中可以看出，杜甫的确是律诗的研究中用力甚多，首先在于他通过创作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注意到这一崭新的文学样式所展现的蓬勃生命力。纵观杜甫一生的创作实践，他一共完成了630首五律诗的创作，占到杜甫全部创作的1/3。在这些作品中，杜甫更是以五言排律著称，其首创的百韵长篇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我们面对杜甫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时，会意识到，律诗在杜甫的手中达到其艺术的最高点，是否与杜甫本人独特的人生经历存在着某种必然性的联系。笔者认为，这一思考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正好切中肯綮地指出了杜甫研究的艺术价值。如果仅仅是从数量的角度就认定杜甫的律诗创作具有积极效应，无疑是对杜甫诗歌艺术的误解。笔者认为，对杜甫律诗的解读还是要从其通过律诗这一形式所达到的思维高度，以及其对形式的完善与新变所做出的艰苦探索入手。

　　就诗歌内容层面的因素而言，律诗在杜甫的手中俨然成为了其表达内心情感的工具。因此，杜甫的律诗才能够表现出极为宽广的人生内容和社会可见度，这一点与杜甫多年的人生经历有着紧密关系。众所周知，在经历了两次科举考试的打击后，其彻底地结束了以前“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生活，开始了在长安城中“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求宦生活。这期间，杜甫曾两次向唐王朝最高统治者表达自己的愿望。当他最终获得微末的“河西尉”时，诗人表达了“不作河西尉，老夫怕趋走”的感叹。

　　对于在杜甫之前的、曾尝试或大量写作律诗的文人来说，他们都或长久、或短暂地在朝廷为官。作为一名官员所参与的文学活动最常见的就是天子的应召。文人多选择用律诗进行唱和。一时之间，在唐王朝的宫廷之中，唱和之风成为时尚。对于宫廷诗人而言，律诗为其展现才华提供了极佳的载体，却也成为了限制其文学艺术进一步提升的枷锁。对于杜甫而言，未能在科举场中有所斩获的遭遇反而成为了其走进民间、走进社会的契机，“他的环境不再高雅，他的处境却是悠闲的，‘吟’诗的时间很充足。他不必应制，因为没有可能，所以，他可以用这一样式来任意地表现各类题材。”⑤

　　杜甫的诗歌创作能够有如此高的教育论文成就，固然与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才华密不可分，却也要看到杜甫诗歌题材十分丰富，是因为其多年在野的人生经历。正是特殊的人生境遇造就了杜甫，也印证了“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句古语。

　　注释：

　　①丁福保.历代实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15.

　　②吴小平.论五言八句诗的形成[J].文学遗产，1985（2）.

　　③⑤刘明华.丛生的文体——唐宋文学五大文体的繁荣[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6；19.

　　④裴斐.杜诗举偶[J].草堂，19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