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练字》对书法“迹象”形态的美学价值

　　【内容摘要】刘勰《文心雕龙》是一部完备的文学理论著作，其不仅涵盖了文学创作与欣赏的诸多方面，而且其中的《练字》篇还单独阐述了汉字在文学中的选用问题。文章运用莫·卡冈形态学的美学原理，将文论《练字》的用字审美理念与书论用字的布白观进行比较，得出其在“避重出”“避相犯”等外在形式审美价值取向上的一致性，并提出了书法“空间—形态的第三性符号”的观点。

　　【关键词】文心雕龙书法迹象形态学第三性符号

　　对书法“迹象”形态的审美研究，其根本目的就是把汉字作为线性符号置于审美意义上进行考量。而如何选取适当的汉字字形符号作为其艺术观照的主体，在这一点上，《文心雕龙·练字》从修辞学角度论及的字形取舍观，对表现书法语言的外在形态美有着重要的美学价值和理论意义。

　　一、《文心雕龙·练字》与书法“迹象”形态的第三性符号

　　什么是迹象？“迹”是指“留下的印子”。痕迹：笔迹、踪迹。迹象则是指“表露出来的不很显著的情况，可借以推断事物的过去或将来”。①那么，本文对书法“迹象”的理解则是“笔迹”“字迹”的表象之意。我们知道，汉字的来历与“迹”“象”有着直接的联系。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练字》开头就说“夫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这点明了“文象”“鸟迹”即汉字的“体貌”，“体貌”即符号。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也说阴阳八卦源自“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并认为，“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且将文、字作区分：“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明确了汉字的形、声关系。亦如康有为对中西文字的分析：“中国自有文字以来，皆以形为主，即假借行草，亦形也，惟谐声略有声耳，故中国所重形。外国文字皆以声为主，即分篆、隶、行、草，亦声也，惟字母略有形耳。”②所以，汉字的迹象决定了汉字固有的形态美，汉字的形态美是汉字视觉艺术的根本所在。

　　当然，对于文字的迹象，字母也有形态，只是没有汉字的丰富，但是它们同样注重字迹的美感。故而，我们或许还可以考察一下西方人的观点，通过西方人的观点来看看迹象究竟美于何处。面对歌德晚年的“亲笔字”，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这样说道：“悦人而波动的线划，各行间匀整的间隔——凡此种种都足说明这种笔迹是为了美术的创造，不但是内容美，而且也有外行美。歌德的这种手迹，给我们的悦目的艺术印象，是在比他自以为乐的其他绘画更为良好……文字的收获，不单是文字本身的收获而已。”③这里的关键词“线划”“匀整的间隔”“外行美”等，表明了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字，不论是拼音文字还是象形文字，都有其线条形态内在的审美价值。歌德的“亲笔字”“不单是文字本身的收获”，而且还说明了其手迹中蕴含的外在迹象美感的特质。

　　由此可见，迹象是书法艺术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笔画”元素，就没有书法的迹象可言；没有书法的迹象，也就谈不上书法迹象的美学价值。虽然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字都由线条构成，且不同的线性组合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美感，但是，与拉丁文字母不同的是，汉字是最具有象形意味的线条，这一特性的构成必然带来线性长短、粗细、曲直的无穷变化，带来构字的繁冗与简练和排列的叠并与厚重，从而使书家不得不重视构图上空间的疏密对比和色彩上黑白的浓淡调和，以达到视觉与精神的审美愉悦。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将导致“黑”“白”量的失衡。美国美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认为，“有一种包含某种确定的‘量’的纯粹的模型对它强行加诸了一种不同的要求。这种模型以它那优美的简化性吸引着人的心灵，虽然这个模型是一种感性的东西，却把‘理性’的领域也呈现出来。”④汉字与书法形态的构成正是这种“黑白”“疏密”量的模型，它是“感性的东西”。而如何组建这一模型则是书法迹象形态审美应该思考的问题。对这一问题，《文心雕龙·练字》做了最好的回答，尽管它谈及的是文学修辞的用字问题，但它对书法“迹象”形态审美观的影响却很重要。

　　大约公元501年左右，南北朝文学家、文学理论家刘勰完成了诠释文学创作与欣赏的名著《文心雕龙》。其中，他针对文学文本的用字问题做了单篇专题论述，标题为“练字”。“练”通“拣”，即选择之意。“练字”，在这里的意思是特指临文时如何选择合适的字形的字。他在《练字》篇里分析了文学文本的字形排列组合时“重出”“肥瘦”“疏密”的“量”的模型，并提出“避重出”“避相犯”“避诡异”的审美价值取向。这些观点直接影响到书法的用字与字形的取舍，要求根据作品点、线、面布白审美需要来对不同字形的字加以选择，使书法形态不是简单的线“量”的堆积。

　　汉字作为音、形、义完美组合的语言符号，其读音、字形、含义都已构成了无与伦比的符号系统，使人独听其音悦耳动听、独观其形千姿百态、独会其义包罗万象。莫·卡冈把口头文学的“声音”作为理智——情感内容的“第一性符号”，他进一步指出“口头文学是对文本的语调—形象解释”。这属于“音”的符号。他又把书面文学作为“第二性符号”或者“符号的符号”⑤，认为书面文学是要读者“对文本做出自己的理解—解释”。这属于“义”的符号。卡冈的这一划分是有道理的。因为文学的发展总是沿着由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的轨迹走过的，唯其有了文字才有书面文学。这里，卡冈还没有涉及到文学字形的“形的符号”的问题，这是他艺术形态学理论的局限性。因为他不可能用汉字来作为表达工具，也就无从涉及汉字线条的形态审美问题。

　　作为记录书面文学的符号——文字，其本身字形“迹象”的美化，则应是文学、书法观照的主体。所以，笔者认为，在卡冈划分的“第一性符号”和“第二性符号”之外，就应该把以书写“书面语言”为特质的“书法”字迹作为“空间—形态的第三性符号”。它是对书面文字形态美化后的符号，是读者进入文本时对阅读空间—线性形态的视觉直观感受而不可或缺，亦即“表现同一信息的不同手段的存在”。⑥从汉字形态的审美看，作为文论专著的《文心雕龙》，刘勰在论述文学创作与批评等诸多方面之外，单列《练字》篇，并在其中抛开对文字的“声音”（第一性）、书面文学文本（第二性）的论述，而着重观照文本中的汉字排列组合与构成的审美性，提出了文学文本用字方面外在“迹象”形态的美学思想及其辩证关系，尤见其对临文“练字”观极为重视。

　　本文所涉及的《练字》篇，正是与书法形态审美相关联的部分。它虽然谈及的是文学用字的审美标准，但其提出的“练字”主张，对书法“空间—形态的第三性符号”形态美学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二、《文心雕龙·练字》对书法“第三性符号”形态的美学价值

　　“练字”是据《练字》篇中“缀字属篇，必须练择”而来的。那么，练字的标准是什么呢?根据不同的汉字线条在文章中排列组合在一起之后能够产生视觉的外在美，刘勰提出“缀字属篇，必须练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的定律，据此定律所练之字就是恰当的字。并且指出，“凡此四条，虽文不必有，而体例不无。若值而莫悟，则非精解。”意为这四种情况，虽然不是每篇文章都会遇到，但在文字的选择上难免不会出现这些情况。如果遇到这些情况却不知道怎样取舍，则是对“练字”技巧的不精熟。那么，以此类推，书法的“练字”亦然。

　　尽管刘勰针对的是文学修辞用字而提出的避重出、调肥瘠，其实他强调的就是临文时要“因形选字”，这与书法结构中同字相犯、同笔相变的“雁不双飞、蚕不二设”的“迹象”观，具有相同的审美价值取向，这都体现了从文本到书法的外在字形组合与构成的视觉审美原则。日本学者户田浩晓对《文心雕龙》之《练字》的“字形论”做如此评价：“在中国的修辞学中，字形的美的效果对文章来说，从面上成了语（文字）配列的巧拙问题。作为《文心雕龙·练字篇》中心的，实际上就是在这一意义上的字形论。”⑦他将练字效果看作是文章外在的纯形式的美，与“修辞”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而书法也同样属于这种“外在的纯形式的美”的艺术。所以，可以说，“练字”是书面文学的修辞用字与书法线性“空间—形态的第三性符号”在审美观上的高度统一。笔者认为，这种“字形的美的效果”对于书法而言，就是对以下书法迹象“空间—形态的第三性符号”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