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余秋雨散文中的历史洞察

　　【摘 要】在新时期散文创作中，余秋雨是个特殊的存在。这个作家的是是非非曾给文坛带来了空前的热闹。他的散文是20世纪90年代乃至新世纪中国散文新的收获，因此，从《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到《行者无疆》的出版，每一次都有强烈的反响。虽然其本人的散文创作在所处的时代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褒贬不一，但他的散文作品无疑是杰出的文体范本。值得注意的是他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洞察更是他散文的点睛之笔。

　　【关键词】余秋雨；散文；历史洞察

　　有人认为，余秋雨的散文“隐含着希图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深入到大众阶层的强烈愿望。”并且肯定余秋雨有意将其创作处理成“像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科普文章。”也有人认为余秋雨散文产生的影响是商业化时代媒体炒作的结果，余秋雨散文的话语策略就是“市场策略”。这种策略包括：“1、确立市场价值的话语姿态（这个过程是内在的）；2、寻找大众关注的文化母题；3、寻找大众热爱的故事模式；4、采纳高度煽情的叙述方式。”虽然这两种说法不无道理，但笔者认为这种散文创作的动机和其能产生的巨大影响，更源于其创作时所具有的深刻历史洞察

　　“新时期，中国散文是建立在荒芜的基地上的。”。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对杨朔散文的重新评价和巴金《随想录》的出版，可谓是当代散文中两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众所周知，以杨朔散文创作为代表的“杨朔模式”作为当代散文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十七年”散文最高水平的标志，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代表了散文发展的方向。在一种特定的中国政治文化环境成长起来的“杨朔模式”代表了文学抒情时代的一种成熟的抒情方式。而巴金的《随想录》，它是从历史、现实、社会、人文、思想、情感、道德等不同侧面重新确立了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的价值判断，是历史转型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当然这一时期，贾平凹等人所提出的“大散文”概念对散文文体变革也是有益的。“如果说余秋雨创造了一种新的散文‘范式’的话，余秋雨及其《文化苦旅》则是完成散文蜕变和现实散文话语转化的显著标志。”

　　然而，这种转化本身并非轻而易举，而是伴随着蜕变的阵痛。“《文化苦旅》之所以‘苦’，即作家精神裂变的痛苦，没有这样一种痛苦，余秋雨的散文将是苍白的。”和其他学者一样，作为颇有影响的文艺理论家，起初，他不得不忍受职业病的困扰，自己的生命冲动被日复一日的学术生活所掩埋，整日沉湎于“寻章摘句”与“穷经皓首”之中，以至于失去了生命的弹性。他不愿意这样，于是他做了抉择“离开案头，换一身远行的装束，推开了书房的门……悄悄地出发了。”

　　其实，这就是洞察。长期以来，中国的价值判断、是非标准明显地受到民族的、政治的、地域的功利局限，在这种背景下，就特别需要出现一批具有人类价值坐标和国际文化视野的文化人。余秋雨以散文为载体昭示了他的文化态度，他说：“在我看来，现在的中国人特别需要寻找人类历史的整体坐标，以人类历史作为价值坐标去分析看到的各种文化现象。”《一个王朝的背影》，就用这样的文化坐标，深刻地批判姓氏正统论。中国的姓氏正统论规定必须同族同姓继承王位，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的继承者。而外族人若有觊觎，即使有一万条理由也站不住脚，真伪，正邪、忠邪由此划分。民族正统论视异族掌权为逆端，但作者明确指出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恶，它的统治者常常一再的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向死角，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做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未必是倒退。多少岁月里，汉人一提起清王朝都有心理上的阻隔，但满族是中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清朝是中国的一部分，纵观中国古代史，清朝的皇帝在总体上是比较好的，而其中的康熙皇帝与唐太宗一样使我们现代中国人感到骄傲。余秋雨对一直高卧在我们民族心殿上的集体无意识来个当头断喝，他否定“长城情结”，康熙皇帝不修长城而苦心经营避暑山庄“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的在精神上的强健”。振邦安民，与诸国修好则是康熙心中的“万里长城”。此外，作者还站在人类文明进化的角度去审视印第安现象。他认为我们有一千个理由谴责美国抢占了印第安人的家园，但印第安人拒绝接受现代文明将导致这个民族日趋萎缩。在《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这两本散文集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穿越人类历史而来的锐利目光和价值判断。那么，余秋雨的这一文化态度是如何形成的呢？

　　余秋雨以“文化苦旅”命名的自己的文集，这是他借讲学一路行旅一路对中国文化苦思冥想后的述说，同时，这四个字也是中国文化自身的意味呈现。他注意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曾经发生过某种断裂，在全球浪潮席卷而来的今天，华人对自我的确认已经成为名族的共同心理，重新审视过去的历史，是许多人的愿望。而“名族文化的重建在当代的大陆尤其显得悲壮，政治运动的批判、商品大潮的冲击、通俗文化的升温，使精英文化日渐失落。造成这种失落既有其外部原因更有知识分子精英自身所造文化选择的内部原因。知识分子过分求新、求变、求异的心态，导致大陆当代纷乱而浅薄的文化局面。在这层体认上，余秋雨自觉了知识精英所负有的使命。”余秋雨说：“做不成现代人，是悲哀的；斩断了自己生命根源的现代人，就更悲哀了。”他强调了民族的“根脉”，认为语言承载着的是一个种族的文化与创痛。民族文化研究之终极，是追寻这种文化得以延续、发展的内在神光，这需要执着。

　　在漫漫旅途中的经历和感受，触发了作者的写作冲动。原因是他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息压照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的感动，无端的喟叹。”而就是这看似平常的感动和喟叹中，发现人、历史、自然混沌的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

　　余秋雨讲到一次在湖南大学的岳麓书院演讲的情景：“那天下着大雪，岳麓书院的听众席是露天的，听讲者全部都穿着雨衣坐在雨中。我记得，当我讲到中华文化为什么长期在世界上处于不公平的地位时，多数听讲者为了听得更清楚，都把雨帽摘下来，直接淋在雨中，这时我才看见，很多雨帽遮着的居然是潇潇白发！两位著名教授还当场写诗，走上台送给我。演讲结束后推开岳麓书院的大门，发现门外是大批淋在雨中的青年学生，他们凭着麦克风的依稀余音听了半天。”余秋雨在他的演讲中表达的是民族的情感，所以他获得了众多的知音。他的创作是一种特定语境下的产物，更是民族文化寻根的共同心理的需要之所，他得到的结论往往令我们耳目一新，有“更上一层楼”之感。他谈到苏州，把苏州定位在“中国文化的后院”。按一般观念，吴越文化是阴柔的、温存的、小家碧玉式的，而余秋雨认为苏州这个温柔之乡也具有一些理性精神。再有他对海南岛的概括，他认为海南由于和大陆隔着一道天然的海峡，所以两者的意识形态和自然形态有很大区别，这一道海峡挡住了中原的燥热和酷寒，因此，它保持着自己的正常形态和自然形态，而其代表的女性文明和自然文明就具有了一种反叛性和挑战性，而且他对海峡对岸的大陆的激动和反常表现出一种漠然，对代代相传的价值观念表现出一种蔑视。用“散文”的话语对海南概括这样的例子在他的作品中还有很多。这就是余秋雨散文中的历史洞察。

　　正是有了这种深刻的历史洞察，余秋雨的散文才能引起较大的反响，才能在当今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而我们的创作中也需要这种历史洞察。

　　【参考文献】

　　[1]余秋雨.文化苦旅[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

　　[2]余秋雨.山居笔记[M].文汇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