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康德之“美的分析”及其影响(2)

　　（三）关系方面

　　从关系上看，康德认为，审美判断是所谓没有目的的合目的性判断。

　　认为“世界有一个目的”的观念在古希腊时就已出现，亚里士多德最早对该问题进行论述，在《形而上学》中提出了著名的四因说，他认为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可以排成一个系列，“整个系列中的每一步都是为了次一步”[8]。康德的目的论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黑格尔也说“在康德哲学里，亚里士多德的概念重新出现”[9]。但康德又有所发展，在康德看来，目的有主观和客观之分，主观目的是指主体对客体有功利上的要求，就像人们看到一块草地时，企图把它当做舞场以达到营利目的。客观目的是指客体自身的各方面的协调一致，即客体自身的完满性。康德所说的审美判断是没有目的的，同时，康德又认为，审美判断虽然没有主客观目的，然而又是合目的性的，或者可以说是无所为而有所为。所谓合目的性是指客体的形式恰恰适合于主题的审美功能，从而引起审美的愉快，似乎合乎某种目的。例如，我们欣赏一块绿茵茵的草地时，仅仅是因为草地的形式适合于自己的审美功能，自然而然地符合了我们的欣赏目的，而不会想到草地可以做舞场等方面的用途。

　　康德从关系角度对美的分析，连接了审美领域和道德领域，为打破现象界与物自体之间的鸿沟奠定了基础，对美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审美判断的第三个契机说明：“美是一对象的合目的性的形式，在它不具有一个目的表象而在对象身上被知觉时。”[10]

　　（四）情状方面

　　从情状上看，审美判断是一种范式的必然性。所谓范式必然性，“这就是说，它是一切人对于一个判断的赞同的必然性，这个判断便被视为我们所不能指明的一普遍规则的适用例证”[11]。这里说明，范式必然性的特点是例证性。例如，玫瑰是美的，可以把玫瑰作为一种范式，相信别人也会觉得它是美的，这就是“对于一个判断的赞同的必然性”。康德认为这是基于人们一种主观的共同感。共通感也就是共同的心意状态，它是人类内在的能力，不能以经验实体去证明，仅仅是一种假定。可以说，共同感完全是一种感情上的赞同，而不是理智上或者概念上的赞同。康德认为这种审美共同感是在社会中形成的，只有在社会中，人们才能把自己的审美判断赋予“范式”的性质，要求别人感情上的赞同，相信别人也必然地会觉得是美的。从情状的契机中可得出“美是不依赖概念而被当作必然的愉快底对象”[12]。

　　三、对康德美学思想的思考

　　从上面康德对美的分析看，美的特征就是：无利害关系的快感，无概念的普遍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无概念的必然性的对象，是一种自由游戏的产物，是一系列矛盾的统一。他所谓的美，实际是美在形式，也就是他所说的自由美或纯粹美，这个观点是组成康德的哲学体系的中介环节，也是综合经验派和理性派的思索成果，因而康德美学在美学发展史上具有转折点的作用。

　　然而真正的可以列入康德的纯粹美的事物是非常有限的，绝大部分的自然美和艺术美都将排斥于美学范围之外。为此康德对自由美和附庸美进行了区分，康德认为自由美是不涉及内容、概念，只着眼于对象的单纯的形式。而附庸美则是依赖概念，即对象的内容，是一种理想的美。康德所说的自由美事实上只能包括极少数的自然美和艺术美，而大量的自然美、艺术美如诗歌、小说等都属于附庸美的范畴，这样康德就不能不离开纯粹的形式美而面对现实。

　　四、 康德美学思想产生的影响

　　康德关于“美的分析”对欧洲美学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他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出一个新的美学体系，第一次使美学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康德的功绩在于把那些零星分散的观点纳入一个全新的体系，使之具有新意；另外在康德之前，很长时期美学并未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理性派将美学同哲学与理论混为一谈，而经验派将美学同生理学等自然哲学混同。康德独辟蹊径，明确提出美是不同于真与善的主体的愉快，严格的区分了审美活动与其他认识活动的区别，深入研究了审美活动的特殊规律，使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这无疑是他的重大的历史贡献。

　　其次，康德揭露了审美过程中的一系列的矛盾现象，为后来解决这些矛盾作了准备。比如无目的与合目的、感性与理性、客观与主观等，虽然他企图使这些矛盾达到对立统一，但实际只是做到了调和。尽管如此，却为后世美学研究进一步解释这些矛盾的美学现象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最后，康德的许多卓越见解，丰富了美学宝库。他的“审美无利害感”这一美学命题影响甚是深远，西方古典美学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狄德罗、伏尔泰都是把美和效用、利害感联系在一起，甚至把艺术看作是认知和道德教育的途径，康德从纯学术的角度，提出审美无利害这一美学命题，确定了审美的独立领域，这一思想对浪漫主义美学、唯美主义、席勒的审美“游戏说”、布洛的“距离说”等等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275.

　　[2][德]康德. 判断力批判（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39.

　　[3][德]康德. 判断力批判[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40-41.

　　[4][德]康德. 判断力批判（上卷）[M]. 商务印书馆，1964： 46.

　　[5][德]康德. 判断力批判（上卷）[M]. 商务印书馆，1964： 52.

　　[6][德]康德. 判断力批判（上卷）[M]. 商务印书馆，1964： 54.

　　[7][德]康德. 判断力批判（上卷）[M]. 商务印书馆，1964： 57.

　　[8]北京大学. 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50.

　　[9][德]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373.

　　[10][德]康德. 判断力批判（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74.

　　[11][德]康德. 判断力批判（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75.

　　[12][德]康德. 判断力批判（上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