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欢笑的金沙江》的民族情愫

　　摘要：李乔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详细地记述了彝族人民砸碎锁链，走上自由解放的坎坷历程，反映了彝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景观，反映彝族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心理历程及民族精神。作者以人文关怀展现自己民族传统文化、民俗风情，生动刻画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民族历史文化情结。小说真实反映当时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矛盾根源、民族之间矛盾现象及民族文化渊源等。小说记载的是当时彝族地区历史性变化的忠实记录，反映彝族人民那一时期的现实生活。本文依据小说内容试析其民族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人物形象等文化内涵。

　　关键词：《欢笑的金沙江》；民族文学；历史文化渊源；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J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献标识码：2095-4115（2014）04-87-2

　　一、李乔及其《欢笑的金沙江》

　　李乔（1909-2002年），彝族，1948年参加滇桂黔边区纵队游击队。1952年在云南民族学院、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1954年调至云南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979年后被选为中国文联第四、五届委员。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云南省文联副主席，作协云南分会副主席。李乔的文学成就是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醒了的土地》《早来的春天》《呼啸的山风》）描写的是1953年解放大军解放凉山彝族地区和彝族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粉碎国民党残匪策动的叛乱的斗争史实。

　　第一部《醒了的土地》围绕“政策过江”描绘了一场复杂的斗争。解放战争中一部分漏网的胡宗南部队的残匪流窜到凉山，利用历史上的民族隔阂，造谣惑众，挑拨彝汉关系，蒙骗了一些彝族头人。而彝族干部丁政委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和凉山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对策，使“政策过江”。小说生动、具体地描写了彝民的觉醒和解放。第二部《早来的春天》和第三部《呼啸的山风》生动地反映了1957年凉山地区的民主改革和平叛工作。小说通过挖七、阿罗、洋芋嫫的悲惨遭遇控诉了奴隶制的残酷性、反动性，通过县各族人民代表大会和磨石兹达寨子里的群众会表现了广大奴隶要求改革的强烈呼声。小说还真实地反映了奴隶主对待改革的不同态度。作家满怀热情地写了工作队同凉山奴隶英勇无畏地反击叛乱并进行改革的动人事迹。小说反映了凉山彝族从暗无天日的奴隶制走向光明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即内容充分反映了斗争的复杂性，详细地记述了彝族人民砸碎锁链、走上自由解放道路的坎坷历程。

　　二、小说中表达的民族情结

　　李乔在《春的脚步·后记》中写道：“不仅耳闻目见了许多事情，也亲身接触过许多在特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随之，心中产生了许多感受，有时竟因此而激动不已，甚至难以安枕。”民族的苦难，民族的新生，都熔铸在作家的心灵深处。李乔从对生活事件的深入思考中获得了思想的闪光，以此烛照了种种历历在目的生活现象。他最终以巧妙的构思，写成自己民族命运的深刻变化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在土地改革的历史背景下产生《欢笑的金沙江》三部曲：《醒了的土地》 （1956）、《早来的春天》（1962）和《呼啸的山风》（1965）。小说主要描写了解放初期，党和政府派出的工作组进入凉山彝民区并进行民主改革的过程。

　　1959年4月，李乔在《欢笑的金沙江》第一部的“自序”中就承认，写第一部时，他“着眼于民族矛盾的解决，对于阶级矛盾没有应有的表现，这是为了服从那时的政治要求的。经过这一段时期以后，阶级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①以前，凉山彝族等级森严，分“滋、莫、毕、格、卓”五个等级。如果对这样的阶级关系进行分析，其所包含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我们既可以看到内部的阶级压迫，又可以发现外部的民族冲突。如第三部中的一首山歌，就非常形象地概括了这套系统所含蕴的层层递进、最终归属的关系： “从前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现在汉彝人民是一家，/两个民族一颗心。/我们泡在冷水里，/你们把我们打扰起。/我们关在黑地方，你们送来了亮光。/我们受到寒冷，/你们送来了温暖。/这样的兄弟哪里找？/这样的干部哪处寻？/这是共产党毛主席派来的新汉人，/这是毛主席教育的好学生。/人说金沙江水深，哪有汉彝两个民族友谊深？世间我见过的人会忘记，/只有共产党呵！我永远不会忘记。”

　　三、小说情节中的民族风俗

　　1953年，李乔参加民族工作队到凉山工作。特别是从1956年到1957年，他参加了凉山地区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不仅看见凉山彝族团结一致在拔除他们的穷根苦根和受反动派欺侮的根源——奴隶制度，而且看见成千成万的奴隶，挣断了脚上的镣铐，从地狱里走出来了”（见李乔：《挣断锁链的奴隶·后记》）。《欢笑的金沙江》反映了解放后彝族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歌颂了各兄弟民族的亲密团结和友谊。

　　李乔用浓墨重彩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民族的习俗特色。比如毕摩打鸡打狗的场面，奴隶主和解的“钻牛皮”的仪式，娶新娘时向亲人泼水的风俗，妇女将百褶裙挥动来制止打冤家的古规，俄西吹着马卜唱彝族民歌，全古阿略弹口弦表白心曲等。小说通过这些民族色彩的描写与新的时代气氛相结合，使作品获得感人的魅力。作家凭他对自己民族的深厚情感和广阔的生活知识，用质朴的语言记述了凉山的变化。小说描写西南解放时，有一小股胡宗南残部逃窜到凉山。他们装作逃难人，裹胁部分群众，挑动黑彝上层磨石家与沙马家打冤家，并且纠集了伪江防大队封锁了金沙江，与解放军形成了对峙局面。当时，解放军有足够的力量消灭残匪，解放凉山，丁政委考虑到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决定先宣传党的政策，以便广泛地团结凉山人民群众，孤立民族反动派，和平解放凉山。这些描写生动传神，正如冯牧所指出的：“只是用朴实无华的笔调，对读者如数家珍般娓娓而谈，谈得那么朴素和单纯，那样准确和逼真。”②

　　《欢笑的金沙江》中诸如“占卜”“打冤家”一类民俗文化与生命的起源、生命的价值有渊源关系。“打冤家”当然是野蛮的，因为它使人们为了狭隘的利益而互相残杀。但是，当李乔写到打冤家的双方相持不下，其中一方有女性站出来劝阻，双方就必须停止厮杀。女性，孕育生命并创造生命。就此而言，她无疑是人类共同的生命的象征。尊重女性，也就是尊重生命，尊重生命高于一切的至上法则。“钻牛皮”的民族内涵在小说中已被政治的意愿遮蔽了。因而，“钻牛皮”所象征的团结、和解，是民族精神对自我局限的超越。在这种具有民间色彩的狂欢中，政治的意愿有效地利用了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大众化形式，从而顺利地实现了自己“寓教于乐”的意识形态战略。

　　李乔满怀深情地展示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渴望民族的古老文化得以新生，在参与现实中更加绚烂多姿。例如在《醒了的土地》结尾时磨石家和沙马家和好的场面描写，固然独具特色，富有浓郁的民族色彩，但作者一方面借这幅风俗画来烘托“政策过江”的胜利，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这古老的宗教信仰与习俗，表现民族勇武的性格，使之与现实之间产生相互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