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与黑暗的复合体

　　摘要：传统的文学研究认为，城市意象在浪漫主义诗歌中是一种与光明的乡村意象相对抗的、负面的、阴暗的异质存在，诗人们对其从精神、道德、社会等多重层面所进行了严厉的拷问与批判。但是本文通过对浪漫主义诗歌中的城市意象进行更深入的剖析，揭示了其中的冲突与矛盾，进而探寻这一现象背后所反映出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面对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发展进程时产生的矛盾心理。

　　关键词：浪漫主义诗歌 城市意象 复合体 矛盾

　　雷蒙德·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曾经指出，在很多作家笔下的城市是威胁和谐美好的乡村生活与大自然的“怪兽”，是以黑暗、压抑、犯罪、卑鄙、人性降低的意象出现的；但是仍然有作家发现了城市的另一面并且对此进行了不同的表达，将其描述为希望的所在，是超脱了“乡村”立场而呈现出的、充满矛盾的“光明与黑暗的复合体”。这种面对城市所产生的矛盾心理最早可以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寻找到踪迹。

　　浪漫主义时期的欧洲大陆正在经历着现代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城市化浪潮，其典型代表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中实力最雄厚、工业基础最强、发展最快的英国。19世纪晚期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初步实现城市化的国家，出现了一大批工业化的大城市，全国人口的70%居住在城市中。

　　虽然城市化进程是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它从根本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但人类也为此付了极为沉重的代价。这一进程首先在城市中造成了严重的失业和极端贫困。英国小说家H.G.威尔斯（H.G.Wells）曾评论说：“（城市中的）新生人口过度云集是‘19世纪的根本灾难’。”①随着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村人口迅速涌入城市，就业机会短缺使得失业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居民居住条件的恶化：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使得原有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堪重负，住房严重供应不足，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环境极为恶劣的贫民窟。第三是令人窒息的环境污染：英国城市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欧洲最脏乱的聚居地。穿城而过的河流被沿岸无序发展的工业和迅速聚集的人口所产生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污染，城市中烟囱林立，空气污浊不堪，不时爆发各种可怕的传染病。与此相伴的就是全社会道德水准的整体下降：在城市化过程中，英国犯罪率一直呈上升趋势。赤贫使人缺乏法制和道德观念，很多失业的贫民只能依赖打零工、盗窃、诈骗和卖淫维持最低生活水准。

　　面对工业化城市对自然界无情的戕害和对人类心灵的巨大扭曲，世俗精神和重商主义对质朴心灵的戕害，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充满了忧虑和困惑。他们厌恶城市文明和冷酷的金钱关系，很多人选择离开城市，回归自然。正如浪漫主义思想家马丁·亨克尔（Martin Heinkel）对浪漫主义的阐释：“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②浪漫主义诗人们借助丰富的想象和喷薄的激情，在大自然和田园生活中寻觅健康、高雅、美好的意象来对抗邪恶的城市意象。

　　最早完成现代城市蜕变的伦敦很自然地成为众多诗人眼中罪恶的源泉和人类命运凄惨的深渊的代表，受到了最集中和猛烈的批判。雪莱在《彼得钟，第三部》中把伦敦与地狱进行比较，因为它不仅剥夺了人类正常的生活环境，还使他们的灵魂陷入了黑暗无比的深渊：

　　 地狱是个很像伦敦的城市

　　 人口众多、烟雾弥漫的城市

　　 这里有各种各样被毁掉的人

　　 却极少或者没有快活的事情

　　 公正不多，而怜悯更是少见。③

　　 威廉·布莱克在《伦敦》一诗中呈现了伦敦传统的城市空间如何被新兴的商业资本力量所瓦解:

　　 我走过每条独占的街道

　　 徘徊在独占的泰晤士河边

　　 我看见每个过往的行人

　　 有一张衰弱、痛苦的脸

　　 每个人的每声呼喊

　　 每个婴孩害怕的号叫

　　 每句话，每条禁令

　　 都响着心灵铸成的镣铐

　　 多少扫烟囱孩子的喊叫

　　 震惊了一座座熏黑的教堂

　　 不幸兵士的长叹

　　 化成鲜血流下了宫墙

　　 最怕是深夜的街头

　　 又听年轻妓女的诅咒

　　 它骇住了初生儿的眼泪

　　 又用瘟疫摧残了婚礼丧车。 

　　徘徊在伦敦街头的诗人无法寻觅到温暖的人性和崇高的道德意象。曾经属于全体城市居民的街道和泰晤士河畔已经落入商业资本家手中，被拥有专属权的商人“独占”；曾经佑护人类心灵的神圣教堂已经被“熏黑”，丧失了神性的光辉和至高的道德力量；在沾满鲜血的宫墙内制定的一道道镇压民主的禁令传递到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角落，禁锢了整个城市。深夜降临，贫困、瘟疫和罪恶在伦敦黑暗的城市空间中蔓延，扼杀了人类的希望和未来。

　　但是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是城市化的不可逆转，即便是那些在湖畔徘徊的浪漫主义诗人们也逐渐发现城市并不完全是人间地狱，在城市的空间中仍然闪烁着希望之光。这种对城市的复杂心态在华兹华斯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身为“湖畔派”的领袖，华兹华斯与城市的密切联系远远超过了普通读者对浪漫主义诗歌的传统认识。尼克拉·乔特认为“这个公认的乡下人其实也是一个热切的都市人”④。

　　华兹华斯曾多次造访伦敦，认为游历伦敦所获得的城市体验和徜徉于湖光山色中一样能让他的心智得到启迪：

　　 心智的源泉在这里流淌

　　 如同滋养我儿时情感的荒原。

　　虽然诗人在伦敦看到了城市罪恶、黑暗的一面，但是他同时也发现在城市丑恶的外表下隐隐闪现着神性光辉，这增强了诗人对人类拥有光明未来的信念：

　　 邪恶和罪愆

　　 肉体或灵魂的堕落，还有我见到的一切苦难……

　　 都无法摧毁我对未来的信念。

　　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在写出阴暗忧郁的《伦敦1802》的同一年，华兹华斯创作了同样以伦敦为主题的《在西敏寺桥上》。诗人在这首诗中完全颠覆了伦敦邪恶之城的形象：

　　 大地不会显出更美的气象：

　　 只有灵魂迟钝的人才看不见

　　 这么庄严动人的伟大场面：

　　 这座城池如今把美丽的晨光

　　 当衣服穿上了：宁静而又开敞，

　　 教堂，剧场，船舶，穹楼和塔尖

　　 全都袒卧在大地上，面对着苍天，

　　 沐浴在无烟的清气中，灿烂辉煌。

　　 初阳的光辉浸润着岩谷，峰顶，

　　 也决不比这更美；

　　 我也从没看见或感到过这么深沉的安宁！

　　 河水顺着自由意志向前推：

　　 亲爱的上帝！屋栉似都未醒；

　　 这颗伟大的心脏呵，正在沉睡

　　（屠岸译）

　　诗人敏锐地发现了城市中隐藏的光明和希望，这使他坚信道德和精神的力量终将战胜机械文明，城市一定能获得解放和重生。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华兹华斯最终还是选择去大自然中寻求答案，但是我们不能把湖畔隐逸视为完全的消极逃避，也绝非对城市文明的彻底排斥，他只不过是主动选择了一条自己更熟悉的道路。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他不是为逃避社会现实而转向自然，而是为解决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才转向自然的。”⑤

　　城市意象在浪漫主义诗歌中是光明与黑暗、绝望与希望的矛盾共存体，它深刻地反映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在时代巨变之际的矛盾心理。他们一方面担忧城市扩张和乡村凋敝造成传统思想道德的沦丧，因而把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对立面进行严厉的批判；但是另

　　一方面，他们也敏锐地认识到这种新的环境中似乎孕育着某种新的希望和力量，于是抱持着谨慎的态度对它进行观察和体验。正基于此，城市作为在场或不在场的意象进入了诗歌领域，启动了将现代城市纳入诗歌体验的进程。

　　① 转引自约翰·凯里：《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学知识界的傲慢与偏见（1880—1939）》，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② 转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③ 转引自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7页。

　　④ 章燕：《自然颂歌中的不和谐音——浅析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自我否定倾向》，《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