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维度下河西走廊水资源利用管理探讨

　　摘要：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历史维度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流域管理亦然。通过对河西走廊近代水资源开发利用历史的回顾，分析了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石羊河、疏勒河及讨赖河流域的水资源开发利用、社会经济发展和流域管理的演变，重点探讨了河西走廊地区历史上形成的“以时分水”的时间水权制度的运行情况、人类活动影响下流域水循环特征变化导致时间水权制度失效的机理，以及讨赖河流域传统分水模式与现代水利制度衔接的现实需求与可能方式。研究认为，在历史维度下进行流域管理问题研究，对于深入认识河西走廊水环境演化规律、深刻理解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问题的现实内涵、科学制定传统水资源管理与现实发展要求衔接的可行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历史维度；水权；技术；生态；社会

　　中图分类号：TV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683（2013）01-0007-05

　　1河西走廊近代水资源开发利用历史概况

　　河西走廊是我国历史悠久的灌溉农业区，水利史可追溯至公元前2世纪。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河西走廊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几经起伏、几度中断、几番发展，形成了绿洲经济社会和灌溉农业的模式。当代河西走廊主要灌区的明确渊源开始于明初，并在清代康熙、雍正朝经历了一次明显的跨越式发展过程[1]。

　　18世纪之初，河西走廊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大流域的水利开发水平并不一致。石羊河、黑河二流域中游已形成较为发达的灌溉系统，有着较为成熟的水利管理制度。而位于“边外”的石羊河、黑河二流域下游及疏勒河全流域，受明代收缩型边境政策的影响，人烟稀少，农业开发零星、分散。彼时，石羊河、黑河二流域中游用水规模有限，下游地区水源仍然十分丰富。有鉴于此，当康熙末年清廷开始将经略西域作为长期战略时，石羊河、黑河下游地区与整个疏勒河流域就成为官方大规模屯田的场所，水利开发程度在短时间内迅速跃升。至18世纪中叶，整个河西走廊的水利格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直接造成三个后果：首先，原有水系经人工疏凿发生了明显改易，直接导致河道迁徙、湖泊盈缩以及湿地消长，区域生态环境亦因之改变；其次，诸流域屯田区域以外来人口为主、实行军事化水利管理制度，这深刻影响着传统垦区以本地人口为主、实行“民间”水利的管理制度，二者间既摩擦碰撞，亦相互渗透，形成了独特的水利管理体制与相应的社会结构；其三，各流域下游各县与中游各县之间开始形成明显不同的社会形态与土俗民风，至今仍十分明显。从某些角度观察，不同流域下游各县社会之间的相似程度要远远大于本流域下游与中游之间。

　　从19世纪开始，河西走廊的水资源状况开始趋紧。其主因是来自然还是社会，抑或是两者的共同作用，学界对此尚无统一意见。但不争的事实是，河西走廊各流域的水利纠纷不断发生并愈演愈烈。纠纷主要发生在各河中游与下游之间，大型灌区之间及县域之间甚至发生暴力冲突。在石羊河、黑河干流流域，下游指责中游破坏既有灌溉制度；在疏勒河干流与黑河支流讨赖河流域，则为下游要求中游更改既有制度。虽然各时期的冲突都在不同范围内进行了不同方式的调节，但至20世纪40年代初，各级政府对于种种纠纷的仲裁调解愈来愈难以奏效，地方社会经济状况开始不断恶化[2]。

　　20世纪40年代后，民国政府与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地向河西走廊各流域引入现代水利技术，兴建了一系列大型工程，拓展和完善了灌区和灌溉系统。至20世纪60年代，基本形成了河西地区现行灌溉系统的骨架，各流域基本解决了农业灌溉问题，因此水利纠纷减少，水利工程的供水能力在总体上呈现出富余状况。而且现代水利技术和水利工程的引入，使河西走廊各流域第一次建立起完全由政府掌控的水利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对灌溉活动的控制之严、运转效率之高是历史上不曾出现的。在这一体制之下，河西走廊的人口、耕地、粮食产量与工业化水平皆成倍增长，一跃成为中国西北重要的经济区域。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河西水利开发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在国家“三西”建设以及国际贷款的支持下，河西开展了新一轮灌溉农田的扩张和建设活动，在疏勒河甚至开展了移民垦殖活动，其规模、效益与组织管理水平皆大大超过了清代屯田；另一方面，受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过度开发双重影响，河西走廊各流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态危机，亦为此前罕见。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促进下，各流域的水资源博弈出现了复杂化的倾向，一些与水利密切相关的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问题，如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绿洲萎缩问题、生态移民问题、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等，纵横交错，日益突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河西走廊又一次走到了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

　　2历史维度下河西走廊水利问题的宏观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广义的中国水利问题日益跳脱出单纯的工程技术领域，成为经济学、环境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综合性研究课题。无论何种学科视角，从历史维度切入的研究尤其令人瞩目，遂衍生出水利经济史、水利环境史以及水利社会史等新型研究方向。其中，山陕、两湖、江南及闽台地区是研究热点，其中以明清以来的历史最为人所重视。由于种种原因，河西走廊虽作为中国北方干旱地区重要的灌溉农业区，但关于其近代以来水利问题的研究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显得不足。鉴于河西水利问题自身的鲜明特色，我们认为，从历史维度研究河西走廊水利问题，应注意如下4点。

　　（1）水资源开发对河西生态环境演化与社会变迁起到重大决定作用。从古至今，水资源开发对于河西走廊而言始终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此点为其他地区所不能比拟。对于同属北方地区的山陕、华北等地区而言，水利问题固然重大，但并不能决定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部内容。河西地区则不然，其民谚云：“有水斯有木，有木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有财斯有用”[3]。水利的先决性在此种递进论述中一目了然。以水利问题为枢纽来把握历史维度下的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在河西地区具有更强的可靠性与典型性。

　　（2）近代河西水利问题的第一关键词，并非“宗族”、“信仰”或广义的“水利共同体”，而是“权威”或“权力”。对河西水利史的研究，既要坚持在中国近代水利问题研究中挖掘传统社会的“非政治要素”的做法，更要看到明清以来河西经济与社会发展，特别是移民屯田和水利开发与管理中政府主导的重要作用。近代河西水利的兴衰，皆与特定的政治理念、政权结构以及政府治理形势密切相关。分析不同年代政权对河西水资源的控制能力和管理方法，是了解其对水利纠纷的调处水平，进而理解区域社会建设与管理演进的本质与机理的重要途径。

　　（3）通过水利问题的视角，不难发现河西走廊诸流域实际存在着一种独特的社会进化模式，即伴随水利纠纷的“激化—解决—再激化—再解决”而同步发展。晚清民国时，河西民众的权利意识、自治愿望在愈演愈烈的争水斗争中获得巨大释放，然而这些被生存逼出来的改变与诸多现代技术、制度乃至观念相交作用后，却遂产生了戏剧性的效果。民国时代，河西各地民众并不拘泥于械斗、遮道告状或“油锅捞钱”式的传统仲裁，而是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动用了政党、议会、地方自治等现代政治工具，使这些政治工具的内涵在当地民众心中迅速获得了地方化理解，而争水的理由也不断“与时俱进”，不断附会在各种意识形态中，左右着河西社会的演化与发展。

　　（4）河西走廊的历史水利问题与现实水利问题联系紧密，许多问题古今十分类似。譬如，近三百年来河西走廊水资源博弈中，下游与上游、土著与移民、地方与中央三大关系一直是最核心内容，只不过在各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略有不同。以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水利博弈为例，在清代主要表现为在“民垦”与“军屯”、保障农业与维持“归化部落”游牧区草场之间，今日则表现个体为农户与大型国营农场、农业用水与工业企业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