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经济与时间空间的现代流变(2)

　　文化生活的空间与时间伴随人类发展的始终，这似乎是个常识问题，但是不同的社会制造了性质有所差别的时间与空间概念，使时间与空间获得了文化的意义。"在现代社会里，我们接受时钟时间作为日常生活的客观事实，即使这种时间其实是社会构造物；它提供了共同遵循的标准，不受任何个人的影响，我们不断参照它组织自己的生活，并且用它来评估与判断各种行为和主观感受。"[3]人类在地球的不同空间里生存。空间的自然属性，包括其在地球上的位置、自然地貌、生态环境、气候条件等因素成为决定其空间范围内不同民族、族群生产生活的主要方式。当代文化地理学因而将研究的视点放在从地理学角度审视在时间坐标轴上的文化是怎样影响和塑造不同民族、族群的日常生活空间的。在文化地理学家看来，文化往往被视为现实生活实景中可定位的具体现象。人类在空间里的活动轨迹和日常的生活的延绵从而使得文化生活、文化事项中隐含的经济活动有了空间与时间的概念。地区与地区文化空间的边界、文化和经济的关系、地方性知识以及人的"地方性"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需要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里进行审视。

　　经济生活在固定且统一的时间和空间中不断展开。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时代，人们按照相对严格的时间序列，固定在以"农田水利网络、四季牧歌草场、海域洋流"为经纬的空间中，不断重复着生产、交换和分配，在"无需远行、无需久等"的相对稳定的时间空间生存。在这样的社会，信息几乎是完全对称的，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无需支付额外的交易成本，交换能够按照公平合理的"均衡价格"持续进行，没有人能够获得超额利润，社会是和谐安详的。人们能够消费的商品基本上是同质的，很少有差异性消费出现，或者由于生产力低下等因素，差异性消费需求很难得到满足。生产环节难以进行扩大再生产，社会在一个平面上往复运动。经济的空间性特别强，时间性相对稳定。文化经济掩藏于日常生产生活之中。

　　一般人会认为，大众文化消费与文化工业是工业化和现代社会的产物，在前工业化社会里似乎不存在文化消费、文化经济现象。事实上，把文化与经济割裂开来，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被无限放大是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标志。在前工业社会里，生产活动、日常生活、文化生活融为一体，文化与经济活动相互伴生，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里发生。日常生活的不断重复与地方性知识传播的范围及速度导致文化经济时间的被忽略，文化的交流、传承、传播呈现出的是一种线性绵延状态。交通区隔、文化生活的排他性使得文化传播与文化商品的交换等经济活动限定在很小的区域内，文化经济活动的空间相对明确，具有与地方性文化生活相对应的特征，且有较为清晰的市场边界。文化生活中的经济现象要么形而上地被擢升到地方性的知识体系之中或观念意识形态领域，要么被世俗化为日常生活，渗透到生活性的宗教、习俗、礼仪之中，或者作为意义隐含到物质性的工具之中，转化为地方性的文化符号。古希腊、罗马的悲喜剧的审美功能及经济行为往往被盛大的宗教仪式和城邦制的政治教化功能所"取代"，其文化和经济的交往行为被确定在特定的时间和神庙、剧场及城邦的广场、码头空间内，"在场性"限制了文化经济的交换时间和空间。时间和空间的相对稳定，使得文化经济的规模难以得到拓展。农耕文明的文化经济则大多伴生于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内的农事生活之中。文化生活、文化经济活动则大多发生在农闲时节以农产品、大牲口和农耕工具交换的乡场和节庆活动中。云南西北部大理地区的三月街的演变，较为典型的体现了农耕文明中地方性文化经济现象相互伴生的现象，在区域性的空间节点和耕作即将开始之际，以骡马物资交易为主体的节庆活动中，周边地区贩卖骡马和日常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商贩和客商云集在一起，形成地方盛大的物资骡马交流活动，期间不乏地方性的文化事项，诸如民族舞蹈、歌会、赛马等文化生活被融入其中。这些文化事项经济功能，往往被大宗的骡马物资交易所带来的经济交换所掩盖。而事实是，三月街过程中民间艺人的表演、地方特色饮食、民族赛马活动以及民间工艺品的销售背后也有着潜在的文化消费和经济交换行为。只不过时间与空间的相对恒定，使文化事项在获得地方性的亲近感和归属感的同时，也限制了文化交易的规模，规定了市场的有限性和交易时间的延续性。文化生产、文化生活、文化交流与文化交易更多地被限制于特定的时间空间里。时间与空间对文化经济的影响更多是通过地方性生产、生活的规模和差异性得以体现。

　　这个时期考察时间空间与文化经济的运行规律的重点不是时间空间变化对文化市场、文化产品生产组织方式的影响与作用，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在相同与不同时间段上，特定空间（区域）内，空间的地理特征、空间范围、社会组织结构、日常生活对文化经济的影响与作用，特定空间（地域）内，不同时间段空间的变化对文化经济的演进与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与结果。在这个时期，空间在前工业文明时期文化经济中的作用往往要大于时间。就其意义而言，从特定时间角度考察不同区域（空间）的文化经济现象，其方法论是共时态的比较研究，重点在于研究空间对时间文化经济的作用。考察时间轴上的特定空间文化经济的演进，则是一种历时态研究，基点在于关注时间空间与文化经济活动关系的流变。

　　文化经济与时间空间的现代延展

　　工业化和中产阶级的出现是文化产业的两个重要条件，缺一不可。工业化是文化产品的复制和规模化生产的前提，也是催生文化产品生产时间的缩短，获取更大利润空间的关键。解决了生计和温饱问题，精神层面的意义消费则是文化产业得以发展的基础，而文化产业得以迅速壮大则是全球化和现代科技支撑的结果，全球化带来的是文化经济活动空间的全球性拓展，意味着文化边界的突破和国际性文化消费市场的构建，空间的拓展必定带来文化经济产业化、规模化的形成，空间对文化经济的作用加大。现代信息技术使得文化传播、接受和消费跨越时空，文化经济的时间空间的现代性得以凸显，对文化经济产生前所未有的作用。胡惠林教授通过压缩和膨胀分析了时空文化经济演化的动力机制，系统分析了自然生成、社会生成与空间生成三种时空文化经济的表现形态，以及"时空交叉共存"、"实体虚拟互补"、"内外多元同构"等文化经济形态呈现出的多元网状结构，为时空文化经济学四个研究向度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但是，全球化和现代科技信息技术带来的时间空间的现代建构，不仅体现在简单的文化生产空间的叠加共存、文化经济的实体虚拟共生、文化经济内外形态的同构上。面对诸如"苹果"这样融通信工具、多媒体、海量文化信息承载、影视音乐集成、游戏、文化消费平台、文化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现代"文化产品"，面对"iCloud"云端服务技术，时间空间经济学也许还需要从更加宽阔的视野，关注时间空间现代流变与文化经济的关系，确定时间空间经济学研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