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学教学学术发展的观念性障碍(3)

　　首先，大学教师是道德家。作为传递道德知识的人，教师也理所当然地被赋予浓厚的道德色彩。教师是一种“道德主体”，教师的专业形象是“道德家”。[7]从古至今，我国社会总特别重视教师的道德。当我们从社会这一整体视角来看待教师工作的时候，教师的角色往往被定义为“教学能手”、“道德楷模”。教师始终被放置在一个高高在上，甚至神话了的讲坛上，教师应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尽善尽美。这种道德楷模、完美化身在我国历朝历代的教师任职资格要求中均有所体现。如：蔡元培曾提出教员的聘任要求为：“热心教育、博学有名、道德高尚”。[8]
　　其次，大学教师职业的官取向极强。传统学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儒学学问的人世性决定了学术的致用性（政治指向性）。这从我国对“学术”的早期界定中可以看出。最初的学术曾被界定为对治国之术的学习，如：“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候。”（《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然护寡於学术，昵近荤小，威福在己，征伐自出，有人臣无君之心，为人主不堪之事，终於妻子为戮，身首横分，盖其宜也。”（《北史·宇文护传论》）学术的政治性决定了探究、传播学术的教师与政治注定有着不解之缘。事实上，我国最早的教师也的确是政府官员，即所谓“官师合一”。“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直是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信仰和伟大抱负。[9]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如今高校普遍的“行政化”现象便是教师职业官取向的体现。在“权力信仰”的导引下，大学教师对教学的精力、时间投入势必会大打折扣。
　　3我国“官本”管理文化不利于教学学术性的彰显
　　受封建强权政治的影响，行政权力大于任何一种权力形式。管理者是权威的象征，往往以“得天下者”自居。在这一背景下，管理者理所当然地被理解为处于主动、控制和支配地位的“领导者”和“命令者”。而被管理者则被理解为处于从属、被动和被支配地位的“服从者”和“命令执行者”。“官本”的管理文化横行全国。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一直奉行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强权政治和集权文化的影响延伸至高校内部的事务管理，教学的学术性程度不高。在学术权力大于行政权力的西方大学中，教学尚且被视为学术事务（学术的形式或环节）。在我国这样一个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的国度里，就算是作为传统学术的科学研究也未能免于行政干预，更何谈位于学术边缘甚至学术范畴之外的大学教学。教学被事务化、行政化，大学教师只能作为被管理者，教学自主权缺失也是必然之事。
　　参考文献：
　　[1][3]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7，2
　　[2]连榕，教师专业发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63-64
　　[4]张斌贤，刘慧珍，西方高等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5
　　[51谢维扬，儒学对中国古代文献传统形成的贡献[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37-44
　　[6]黎鸣，老不死的传统——中国文化在世界中的真实位置[M]。北京：华龄出版社，2010，1
　　[7]魏建培，儒学教师观[J]，教师教育研究，2010，（1）：51-56
　　[8]徐辉，季诚钧等，大学教学概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6
　　[9]张载，张戴集·张子语录（中）[M]，北京：中华书局，1978，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