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冯至《十四行集》的西方哲学资源(3)

　　1940年10月，身处抗战大后方的昆明开始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因此当听到警报拉响，城里的人就会往城外跑，以躲避空袭。这首诗写的就是人们为躲避空袭，逃往郊外的场景。
　　大概是相同的环境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起跑警报的人们竟然“像不同的河水，融成一片大海”，不同寂寞的个体因为担负着同样的“警醒”和“运命”而联系了起来。可是危险过去，海水又会分成河水，人们之间的距离会再次出现，每个人又成为了单独的个体。显然冯至不愿人们恢复到漠不关心、互不关情的状态，他期待人与人相互关心、相互分担，而“人生的意义在乎多多经历，多多体验，为人的可贵在乎多多分担同时同地的人们的苦乐”。
　　前文在论证冯至与克尔凯郭尔的关联时，我们论证过“人之可贵，不在于任情地苦笑，而在于怎样能加深自己的快乐，担当自己的痛苦”，表面看来，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为人的可贵”究竟是要“担当自己的痛苦”，还是要“分担人们的苦乐”呢？要解答这个疑问，就需要我们追溯雅斯贝斯的“交往”理论。
　　雅斯贝斯所谓的“交往”，不是一般的人际交往，而是生存交往，是指作为个体存在的自我之间的交往。在雅斯贝斯看来，人在本质上是关联着其他生存的，所以个人不能依靠其本身而成为人，“自我存在”只有与另一个“自我存在”交往时才是实在的。因此，生存交往的最终目的不是像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所主张的那样，是交往者最终达成某种共识，而是交流者最终各自成为自己。需要注意的是，雅斯贝斯虽然主张交往，但并不要求取消孤独，他曾说：“不进入交流我就不能成为自己，不孤独我就不能进入交流。”所以单从表面上看，雅斯贝斯的个体的交往与克尔凯郭尔的个体的孤独是截然相反的，但实际上是雅斯贝斯对克尔凯郭尔的一种继承和沿袭，因为他在阐述交往时，首先确认了个体的孤独。正如有些学者评论的，雅斯贝斯所谓的“交往”就是一种寓孤独于交往的“爱的斗争”，一场争取自我的生存的斗争。所以冯至既强调人作为“孤独个体”，要担当自己的痛苦和生存，同时也要与他人多多沟通交流，分担同时同地人们的苦乐，从而获得个体生命的充实和扩大。这两者非但不矛盾，而且还是统一的。
　　另外，如果说这种对他人的关怀和承担也潜隐着中国儒家传统伦理观念中的群体本位观念，强调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的融洽，也是能说得通的，毕竟民族生死存亡在攸关的战争时期，冯至不可能不顾及到民族大义。所以《十四行集》虽然展现出了强烈的个体本位取向，但并没有走向极端个人主义，没有发展到自我与他人的对立冲突。但毫无疑问的是，相对于儒家传统的影响渗透，克尔凯郭尔、雅斯贝斯给予他的存在主义观念的影响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而从冯至在以上两方面的富有现实感的处理上，也显示出了他对克尔凯郭尔、雅斯贝斯存在主义思想的创造性改造和转化。
　　综上所述，冯至在《十四行集》中展现的对于个体生存态度的关注极富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王家新曾评价它：“在一个几乎不容个人精神存在的时代，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十四行集》也因此区别于同时代的“血与火之歌”，成为了40年代诗坛上一个独特的存在。
　　参考文献：
　　[1]解志熙，编.冯至作品新编[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64.
　　[2]冯至.在联邦德国国际交流中心“文学艺术奖”颁发仪式上的答词.见《冯至全集》（第五卷）[M].河北教育出版社：192.
　　[3][捷克]马力安·高利克.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241-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