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中国古代商人的社会责任意识(2)

　　4.个人素质的作用。许多大商人基本上都是受过传统教育的人群，甚至许多都是有官职在身。多年的文化熏陶和自己从官的体验以及经济能力的基础，使得这些人具有与常人不同的社会责任意识。在钱有盈余的情况下，许多人是愿意出资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而在众多的社会事业工作中，捐资助学则是许多商人的重要活动。这一方面反映了商人本人的兴趣爱好，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其自身的学习经历。许多商人都是在经历了科举失败以后或是在官场不顺以后才致力于商业经营的，因此，其内心深处对教育还是比较钟情和向往的，希望通过自身的贡献来让更多的人得到教育。有人分析这类商人说：“这些被迫经商的读书人经商谋利并非是他们的最高价值追求，业儒才是他们的终极关怀。在他们内心深处总隐藏着一种深深的自卑感，为寻求心理的平衡，在经商致富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或亲自读书业儒，或不遗余力投资教育督促子弟业儒。捐资助学就成了他们经商致富后资本流向的一个必然选择。”[3]《沙溪集略》卷4记载了一个关于清代徽商凌顺雷的事例：“晚年，邑令王公见之，重其才德，特举为约正，岁辛未旱饥，道瑾相望，公虑市米无多，人有怀金钱而枵腹终日者，乃冒暑热往返江苏间采买接济，道经严陵青溪，居人阻截，公等筹画申理得直，故米艘得源源而来，平价以售，如是者数四，乡里赖之。然公心力惫甚矣，是岁遂殁，年六十有四，闻者莫不悼惜焉。”虽说凌氏不是无偿捐赠，但是其主要是为了解决当地的饥荒问题，以平价出售，为当地的人民度过难关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因而被载入史册。那么凌顺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沙溪集略》卷4载其“雅嗜经史，尝置别业，暇则披览于其中，叫诸子以读书为首务”。可见，古代的商人许多是比较重视文化素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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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商人在致富以后积极从事公益事业，为地方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纵观古代商人的公益事业，主要可分为3个方面：

　　1.积极支持道路桥梁建设和水利工程兴修。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曾在其《唐代交通图考》一书中说：“历史是一个结合时间与空间的综合研究，在空间的铺陈上，交通又是空间发展的首要条件，不论是政令的推行，军事进退，经济开发与物资流通、或是宗教文化传播以及民族的未来融合等，都受到交通的影响，因此，交通是一切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基础。”在古代，由于交通的限制，区域之间的交通非常不便，这一点，对于常年在外奔波从事经商活动的商人来说，感触最深。因此，一旦他们取得一定的财富之后，就积极支持道路桥梁的建设。明清时期，在两淮地区有许多从事盐业经营致富的商人，他们从事地方公益事业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投资捐助建设道路和桥梁。据民国《歙县志》卷九《人物志·义行》载，清朝乾隆年间的徽州大盐商鲍光甸，“幼通经艺，长住扬州营盐策，性俭约而乐于济人，……凡有匮乏者，告必应”，先后多次投资“治坏道，茸废桥”。据《明清徽商资料选辑》载，两淮盐商汪洪“业鹾于海上，积帛赢金，至累巨万”，“佐城筑、修桥道、构路亭”[4]。因此，从古代开始，人们就很注重道路和桥梁的修筑。但是由于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政府部门往往会很少进行这方面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富商们的捐资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当然，当道路桥梁修筑成功后，商人的社会声誉和地位也会随之提高，往往也会名利双收。

　　2.赈灾救济。中国古代，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和生产力的低下，人们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也非常弱，经常受到水灾、旱灾、蝗灾等灾害的困扰，再加上税收的繁重，一遇到灾荒之年，便民不聊生，出现了饿死人和集体逃荒的惨剧。例如，据《新唐书·五行志》《宋史·五行志》相关记载：唐永徽元年（650年）、显庆元年（656年）、天宝四年（745年）、贞元六年（790年）、长庆四年（824年），宋绍兴三年（1133年）、兴隆二年（1164年）、淳熙十五年（1188年）等年间，皖江地区的庐州、和州、宣州、池州、舒州等地均有水灾的历史记录，而且有的地区的水灾破坏程度非常严重，人们家园被毁，流离失所。如，据《宋史》卷61《五行志·水（上）》：“（隆兴）二年七月，平江镇江建康宁国府、湖常秀池太平庐和光州、江阴广德寿春无为军、淮东郡皆大水，浸城郭，坏庐舍、圩田、军垒，操舟行市者累日，人溺死甚众。越月，积阴苦雨，水患益甚，淮东有流民。”可见，由于雨水的泛滥，导致了许多洪涝灾害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经济的发展。面对如此情况，那些具有良知的商人便积极进行赈灾活动，施救受灾的乡民。据康熙《徽州府志》卷15《人物志四·尚义传》载，清初婺源有一商人名叫戴公选，“贾湘汉间。顺治丁亥岁大祲，输资运米以赈，全活甚众。逋券盈匮，贫不能偿者悉焚之。”另据《清盐法志》卷154《杂记门二·捐输二·助赈》记载：“乾隆三年十月盐政三保奏：据众商以扬郡被旱，愿设八厂煮粥，自本年十一月起至次年二月止，共捐银十二万七千一百六十六两有奇；又商人汪应庚独捐银四万七千三百一十两有奇，请给议叙嗣子。”民国《歙县志》卷9《人物志·义行》载鲍志道之子鲍漱芳，在嘉庆十年（1805年）夏季，洪泽湖涨水决堤时，集议公捐米6万石用于赈灾，“是年，淮黄大水，漫溢邵伯镇之荷花塘，漱芳倡议仍设厂赈济，并力请公捐麦四万石展赈两月，所存活者不下数十万人。”

　　3.支持地方教育事业。许多从事商业的商人大多数都有浓厚的儒家教育背景，在他们致富以后，对于家乡的教育事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捐资修建书院、资助穷人学习等方面都不遗余力。位于古徽州歙县的古紫阳书院就是盐商鲍志道为首的徽商捐资兴建的。据《道光徽州府志》载，乾隆五十五年，鲍志道等“先后请于运司转详盐院，动支运营项款银建设”紫阳书院。据载，在古紫阳书院建造过程中，因经费开支较大，出现资金缺额，仅鲍志道个人捐资就达3000两。这类事例在古代相关史料中枚不胜举，因此，古代商人政府后捐资助学的情况绝非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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