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有无动静之辩的辩证发展(2)

　　裴頠的“崇有”宣扬了和王弼等人“贵无”学说相对立的哲学思想。裴頠指出贵无派歪曲了老子的学说，老子讲“无为”、“静一”是为了反对当时浮华的弊端，以使人心情平和，目的在于保全“有”，并没有主张“本无”的意思；若把老子的学说看成“以无为宗”，就不符合老子的正确本意，陷于片面与曲解的泥淖。

　　裴頠指出，万物自生，最高的“道”就是万物的总合或总体，这“宗极之道”就是全，在万有之外不存在一个独立的“道”以作为万有存在的根据。万物存在的根据不是无形无名的“无”，而正是万有自身。“夫至无者，无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则有遗而生亏矣。生以为己分，则虚无是有之所谓遗者也。”（《崇有论》）此处的“至无”也就是绝对的“无”和没有，王弼认为“道”就是“至无”，而裴頠却认为绝对的“无”是不可能产生任何东西的。万有最初的根据就是自身，是自己产生自己，故有以“有”自身为本体，失去“有”也就会丧失“生”，不需要也不应该在“有”之外再设立一个“无”以作为“有”存在的根据。裴頠认为，离开了“有”这个根本，必然会陷入贵无论所提倡的虚无之理。

　　裴頠指出，“以无为本”的人实际上是以精神为本体，将精神看作“无”，而将事物看作为“有”。“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制事以非事，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制器以非器，谓匠非有也。”（《崇有论》）这是针对王弼的“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也。”（《老子注》三十八章）而提出的反驳论点。裴頠认为，心不同于工作（事），而不能认为既然从事于工作的是不工作的心，就说是无为的；匠人不同于器具，但制造器具要靠匠人，不能因为既然制造器具的不是器具而否认匠人的真实存在。按裴頠的意思，决定“有”的只能是其他的“有”，“虚无”对“有”不能起任何的作用。“济有者皆有。虚无奚盖于已有之群生哉？”贵无论者认为“无”可以“开物成务”，所以只要“舍己任物”，则可“无为而泰”（《老子注》三十八章）裴頠以“济有者皆有”为依据，认为“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至也；理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循也。”（《崇有论》）要资养和治理群生，就不能无为，必须有为。因此，裴頠的“崇有”用不同的理论论证为其维护名教的意图提供了哲学的依据。

　　郭象注《庄子》，抛弃了庄子虚无主义的“道”，同时却又虚构了无条件的绝对的“自足其性”的存“有”，把“万有”都看成是各自存在的绝对的独立，自然万物自己运动，这就是他的“玄冥”“独化”之说。

　　“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庄子注·齐物论》）这是分别针对王弼的“天下万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老子注》四十章）与裴頠的“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崇有论》）而提出的论题，其重点是从个体的生存变化出发提出了“万物自生”的思想。“无即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自生耳。”（《庄子注·齐物论》）“块然”也就是孤独之意也，“块然自生”即是说没有一个主宰者。郭象说：“万物万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迩，而尔终不得，则明物皆自然，使无物然也。”（《庄子注·齐物论》），其所提及之“自然”也就是自然而然。“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庄子·齐物论注》）

　　针对“以无为本”的观点，郭象对“无”作了新的解释，认为老、庄之称“无”者，并未说无能生有，而是要“明生万者无物，而物自生耳”（《庄子注·在宥》）进一步否证了“无”的实体性。“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为得也。然则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庄子注·大宗师》）郭象认为，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都是自己而然，非有使然的，“独化”不仅否定了造物主的存在，而且认为事物的生存变化是不依赖于外界条件的，所以叫作“无待”。“若责其所待而寻其所由，则寻责无极，本至于无待，而独化之理明矣。”（《庄子注·齐物论》）也就是，如果要寻求事物生存变化的条件和原因，那么必须推至条件的条件，原因的原因以至于无穷，最后还是“无待”也。“相因之功，莫若独化之至”（《庄子注·大宗师》）事物的表面联系看起来似乎是存在的，实际上那却只是由于玄合而形成的一种外在的联系与和谐，即使形与影之间、影与罔两之间也不存在任何联系，“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甚至，死也是独化而死，非生者而生此死，“独化而足，死生各自成体。”（《庄子注·知北游》）从根本上否认事物生存变化的条件、原因以及事物之间的任何联系，认为万物“突然而自行，忽然而自尔”，带有极其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

　　郭象还以为天地万物是不停地运动变化的，“夫无力之力莫大于变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之趋新，负山岳以舍故，故不暂停，忽已涉新，则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也。”（《庄子注·大宗师》）“死生者，日新之道也。”（《庄子注·秋水》）由这两个前提，郭象得出“有不得变而为无”的结论，因为如果有能变而无，则必将导致无能为有。由此可见，郭象首先肯定了“有”的无限性，但这种“有”更多的是具体的有。

　　综上所述，郭象和裴頠都强调“有”，从而与王弼的“贵无”相对而立，但裴頠讲事物存在是有条件的，是有所资的，而郭象则认为事物是“去其所资”的；裴頠认为“有”不以“无”为条件，但“有”须以“有”为条件，郭象则认为“有”不要任何条件，各种存在是各自独立的“绝对”，是没有统一的基础的。但这些差异并不能影响二者的思想构成对王弼“贵无”的反动之功效，正是这样的“崇有”与“独化”才使有无（动静）之辩完成其辩证过程的否定阶段。

　　三、第三阶段：张载的“太虚即气”与“一物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