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3)

　　5.民营与外资经济发展水平

　　民营经济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其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就业吸纳能力通常要明显强于大型企业；在新增就业中，民营经济更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观测期2006—2010年为例，286个地级市的总就业人数增加2967.8万人，其中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就增加2075.1万人，占到总增加人数的约70%。在从业人员数增幅上，4年间单位从业人员数累计增长13%，而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则大幅增长43%，民营经济对劳动力的吸纳作用十分明显。对于不同类型城市，规模较大的A类和B类城市具有更高的民营经济从业人员比重（见表15），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较大规模城市的就业吸纳能力。

　　随着中国更多地参与到国际经济交往中，外资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也影响着中国城市的就业水平。对于许多外商直接投资而言，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较一般发展中国家更高的劳动者素质是吸引它们来到中国的重要因素，这就使得一部分外资企业具有较高的就业吸纳能力，从而促进当地就业人数的增加。此外，外资经济还进一步推动中国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使得中国能够在对外交往中更加充分地发挥其比较优势，改变城市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激发城市经济活力和就业吸纳能力。与城市就业弹性大小相一致，较大规模城市整体上吸引了更多的外资（见表16）。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通过对测算就业弹性的不同方法进行分析和比较，本文采用弧弹性方法对我国地级市进行就业弹性测算；并在具体分析中以城市人口规模作为城市分类依据，对全国和三大区域的各类城市分别展开分析和比较。测算结果表明：（1）无论对于总就业弹性还是分产业就业弹性，规模较大的城市总体上具有更高的就业弹性，表明中国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失衡问题较为突出；（2）第三产业往往具有较高的就业弹性，其就业弹性远远高于第二产业，意味着大力发展服务业将是今后促进我国就业的重要途径；（3）东部地区的各项就业弹性均显著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就业弹性较为接近；（4）东部城市的第二产业就业吸纳能力明显强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偏向重化工业发展的导向制约了其就业吸纳能力的提升，而东部地区在第三产业就业吸纳上的整体相对优势则主要来自较大规模城市。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城市间劳动生产率的比较发现，较大规模城市和东部城市在绝对数值上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尽管在增长幅度上总体低于较小规模城市和中西部城市，但是它们在劳动生产率绝对数值上的优势不易发生改变。不过从长期来看，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在增速上与城市生产效率的替代关系值得关注。此外，通过分析表明，较大规模城市的较强就业吸纳能力取决于多种因素，如城市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就业结构、城市化进程、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以及城市民营与外资经济发展水平等。

　　由于影响城市就业吸纳能力的各项因素在短期内不易发生明显转变，城市就业吸纳能力与城市承载能力不相匹配，失衡的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将是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大挑战。对此，应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加大体制改革，减少要素资源配置对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倾向性扭曲，还原真实的城市“拥挤成本”，让就业活动能够从集聚走向分散，从而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吸纳就业能力上的相对均衡，而不再失衡。服务业的发展在提高居民生活综合水平和推动工业更高水平发展的同时，还能够有效吸纳劳动力，促进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升。因此，应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前提下鼓励服务业的合理发展，并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此外，尽管较大规模城市和东部城市在绝对数值上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但是存在城市就业弹性与劳动生产率增速之间的替代关系，其对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和劳动生产率的长期影响也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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