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故事与大历史

　　摘要：“叫魂”本是中国民间的一种巫术，在中国民众看来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东西。然而，在孔飞力的眼中却没有那么简单。《叫魂》一书便是以1768年民间“叫魂”案为切入点来透视“乾隆盛世”的真实社会。孔飞力是以一个小故事来折射大历史的写作手法让人读后余味无穷，书中的人物更是在作者的笔下变得栩栩如生。

　　关键词：《叫魂》；书评；孔飞力

　　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3-0179-02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

　　之所以以这句话开始我对《叫魂》的书评，是因为这句话包含了我对全书的理解，而这也是孔飞力在《叫魂》全书开篇时写下的点题之意。1768年，在中国的史册上被称为“康乾盛世”的顶端。在这个时期，“白银和铜源源不断地从国外流入中国，以换取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以及外部世界所需的其他产品。交换过程变得更有效率，从而使得农民能够专职从事商品化的作物生产，并促使手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政府则利用货币流通的加速度来推行大规模的税制改革。”[1]35表面看来，整个社会似乎在皇权的统治之下各项事业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百姓们在这种统治之下发展着自己的“小事业”，然而，这种看似充满活力却又闹闹哄哄的时代图景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这就是为什么孔飞力会用“悲剧性”来修饰近代前夜。

　　江南地区在历史上向来是一个被赋予迷情色彩的地方，文人墨客与风华绝代的风尘女子的风流故事大多流传于此。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地区却流传着一段谣言，而这一谣言带给整个皇权的恐惧似乎比带给普通百姓的恐慌有过之无不及。关于本书的谣言一词似乎可以采用这样一种定义：“谣言指的是一种非官方的、在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传播的包含有虚假成分的信息。”①对于“叫魂”一词，大多数中国人都不陌生，尤其是对于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来说，很多人曾尝试过这种特殊的治病方法。比如，在《上学记》一书中，何兆武先生就回忆了他经历的“叫魂”一事：“我有一次生病，母亲按照当地的习惯请了法师，折腾了好一阵，然后两个人抬着一座菩萨，像抬轿子一样，前边有人打锣，后边四五个人跟着在街上转。前边有人喊：‘某某某，回来没有？’后边的人答应着：‘回来啦！——’这是在叫魂，以为你的魂被吸走了，得把它叫回来。”[2]74

　　在讲述叫魂故事的过程中，孔飞力开始讨论故事背后的历史意蕴。他首先构建了一幅关于“乾隆盛世”的美好图景，为全书提供了背景和语境。对于大多数生活在江南富庶地区的人们来说，盛世的繁荣意味着他们能够通过辛勤的劳作维持温饱。但是，他们同样也感受到了残酷的生存压力，对眼前的生活缺乏安全感。而对于那些流浪的乞丐、化缘的僧道来说亦是如此。当这两种来自不同群体的压力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就难免会发生一些冲突。于是，当地的人们用怀疑、鄙视、戒备的眼光看着这些来去无踪的人，而乞丐僧道也用三五成群、呼朋引类之法来抱团寻找安全感。一来二去，一场由割辫引来的叫魂危机使这两个群体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书中用了六章的篇幅介绍了叫魂恐慌的由来、演变与终结，引用了大量的史实材料，并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人们谈妖色变，无端猜疑，互相栽赃的情景，读来极为精彩。故事中涉及的嫌犯在叫魂案中一时屈打成招，一时又推翻口供，一时抱团联谊，一时又互相诬告，弄得审判的官员对案件时而清晰明了，时而糊涂至极。但最终，案件最难把握的还不是如何审理、结案，而是如何上报给弘历并说服弘历以应付差事。关于应付差事保全乌纱帽之妙法，书中有一段在我看来比较精彩的内容：

　　河南巡抚阿思哈②在最初上报的奏折中一直否认河南有叫魂一事发生，但自从弘历朱批：“京师此风未熄，而热河亦有之，岂汝省独无耶？”之后，便开始不得不想方设法从一个叫海印的和尚口中榨出东西来。但是河南的斩获依然很少，这使得弘历不能不怀疑阿思哈的属下有另外一层隐情：他们一定对巡抚有所隐瞒，为的是绕开麻烦或逃避对他们自己早先疏忽的处罚。最终，三个形迹可疑的和尚被逮捕，但未发现任何可信的犯罪证据。阿思哈奏报皇上，即便如此严厉的措施仍未收到效果，这是因为这些罪犯都是妖人，“行踪诡秘，出没不常，必有隐身邪术，故能肆行其恶，使人人莫得其踪。”这份奏折上报之后，皇帝的回答是：“此何言耶？有此理乎？汝存此心，无怪属员缉拿不力且欺汝！”阿思哈谦卑地回奏说：“诚如圣谕，其中自有阴谋不逞之犯。”朱批：“无用废物！”阿思哈在面对皇帝的责骂时，并没有敢去顶撞皇帝，只是用谦卑而狡黠的语言回答：“臣至愚。”既然都愚钝了，皇帝也不好发脾气，只是很无奈地轻描淡写地回一句：“竟是至愚。”不知弘历面对着这样的手下做何感想，更糟糕的是，这样的下属还不止阿思哈一个人。正是由于像阿思哈这样的官员，才导致对叫魂一案要么推诿不理，要么刑讯逼供以求草草结案。最终仅仅是一桩小小的案件，竟然席卷全国。更有趣的是，这个让官员们日夜不得安宁的案件竟然只是一桩子虚乌有的谣言。
 

　　关于叫魂的原因，通过《叫魂》一书，总结了两种原因，它们分别来自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

　　上层社会也就是弘历治下的官僚体制。弘历治下的官僚君主制中，君主控制的核心便是对官员的考绩。考绩的基本程序包括京察①和大计②。在这两项制度中，最为吃紧的程序是上级官员每年对其属下的定级考成。这种考成决定了官员的升迁、贬降或留任。于是，为官之道之一便是要学会如何规避风险。作为一种原则，话应该越少越好，而最好的官员也就是最少惹事的官员。因此，在日常考评中，谨慎、小心和勤勉成为最突出的品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叫魂案出现的时候，地方官员开始都表现得麻木不仁了。虽然勤勉算得上是官员要具备的优良品德，但是比起勤勉来说，更重要的是要谨慎、小心，以保全自己的乌纱帽。而地方官也只会对自己辖区内发生的一切负有全责，这也就意味着辖区外的任何事情当然也都是别人的问题了。虽然他们的主子的公务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辖区，但是当主子责备起来的时候，有一个万能的应对语便是：“臣至愚。”

　　而在底层社会，对权力的幻觉似乎是常有之事，只是从来都是缺少幻觉的机会。而叫魂大恐慌却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提供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似乎凡是叫魂谣言席卷的地方，总会出现利用这一谣言来加害于自己的竞争对手之事。孔飞力解释道：“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嫉妒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1]285而这一现象出现的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便是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所导致的权力伸张的不公正，而“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1]285。于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们只能通过这种妖术幻觉来得到些许的补偿，即使在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似乎仍然是一个还没有实现的承诺。于是，总有一些子虚乌有的案件神奇地出现，莫名消失，总有一些人如同叫魂案中的冤魂一样给人带来无限的思考。

　　叫魂案是荒诞不经的，它的结局更是一个没有结局的结局。由于叫魂谣言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传说但却造成了轰动全国的恐慌，甚至连一向英明的圣主也不得不被其牵着鼻子走，因此，“恼羞成怒的弘历以在官僚中寻找替罪羊来结束对叫魂案的清剿”[1]275。这是他对官员们掩盖案情、玩忽职守的报复：因玩忽职守而被罚的有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安徽巡抚冯钤、浙江巡抚熊学、前江苏巡抚明德和山西巡抚苏尔德，而富尼汉仅仅只是被贬为山西布政使。

　　到这里，叫魂案有了最终的归宿，孔飞力的故事也有了一个结局。在书中，孔飞力用文字展示了精彩的故事情节，而我相信任何一个读过《叫魂》一书的人都会通过孔飞力在书中的阐幽发微，从中读出一些道理和教训来。《叫魂》一书在写作上似乎与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3]有相似之处，即它们都是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本来不甚引人注目的年份写起的（《叫魂》是写1768年，《万历十五年》是写1587年）。仅仅是一个不起眼的时间点，便会引发作者的研究思路，并由此发散下去，各自引出一大篇发人深省的关于历史意蕴的讨论，这种写作与思考历史问题的方法是值得我们这些晚辈们学习的。

　　此外，还有一个研究方法却是难能可贵的，那便是在研究之前要穷尽所有资料，注重资料的完整性，正如杨奎松教授所言：“历史研究有点像刑警破案，通过种种蛛丝马迹，深入发掘拓展，找到更多的线索，运用逻辑分析和推理，把所有能够掌握到的历史碎片串联拼合起来，最后组成一张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图。”[4]69孔飞力正是做到了这一点，他利用了大量的时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复印了大量的清代原始档案，在所引用的材料中也都是作为中国人的我们都晦涩难懂的古文材料，如《清实录》、《朱批奏折》等，这样的研究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值得我们学习。

　　参考文献：

　　[1][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陈兼，刘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12.

　　[2]何兆武，口述.文婧，撰写.上学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3][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4]研究历史有点像刑警破案——《南方周末人物》访谈[G]//杨奎松.学问有道——中国现代史研究访谈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

　　[5][美]史景迁.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