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选择与农产品安全

　　摘要：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行为偏差和操作不当是引发农产品安全风险的最直接原因，规范农业生产者的农药施用行为是防范农产品安全风险、实现农产品安全生产的最基本手段之一。为探究农业生产者在农产品生产中的行为逻辑，基于河南、山东、江苏、浙江、黑龙江等五个典型农业生产省份100个行政村986个样本农业生产者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影响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的因素，并对其中的关键因素进行有效识别。研究发现，农业生产者的农药施用行为主要受知识能力水平、心理认知水平、外部环境条件和经济条件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较大。文章提出：政府应定期为农业生产者提供相应的农药施用知识与技能培训，提高其对农产品安全风险的认知，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减少农药施用过程中的随意性，从而推进农产品安全生产进程。

　　关键词：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农产品安全；影响因素

　　1、问题提出

　　农业生产者在农药施用过程中的行为偏差和操作不当是引发农产品安全风险的最直接原因。特别是部分农业生产者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不按照规范施用农药，擅自加大农药施用量和施用频率以及缩短间隔期，或为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倾向于使用剧毒农药，如农药的超剂量、间隔期短等施用行为，导致过量的农药通过挥发等方式进入到土壤、河流、大气中，造成面源污染。进入河流、大气中的农药对水质、空气造成直接影响，进而对人体健康造成隐形危害。此外，农户种植过程中大量施用催熟剂、生长剂等农药，成为农产品安全的内在危机，人体食用后会引起一系列的疾病，2013年数据显示激素类农药导致的食源性疾病达到30％~40％。这些不规范的农药施用行为逻辑导致农产品安全生产风险不断发生。实际上，农产品安全生产的现实威胁主要来自农业生产者不规范的农药施用行为而导致的农药残留。在我国，农药残留问题普遍存在，特别是在瓜果、蔬菜和茶叶等农产品中较为突出。相关研究证实，农田喷洒农药后，一般只有10％～20％是吸附或粘着在农作物茎、叶和果实表面，而有40％～60％农药降落在地面上污染土壤，而土壤中的农药又通过植物的根系吸收转移到植物组织内部和果实中，对果实品质造成影响。据欧盟委员会统计表明，在欧洲，在人食用的水果、蔬菜、谷物等食物中，1/3含有杀虫剂，其中1/20的农作物杀虫剂含量超标。在美国，有34个州的地下水源被39种农药残留污染，10％的公共供水系统中均发现了农药残留。在巴西，有关组织于2007年在全国范围内采集各种农产品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有1/6的被检样本农残超标。

　　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残留对农产品安全的影响有所差异，但只要存在农药残留，农产品安全的指标就会有所下降。对农产品来说，有机氯、有机磷、有机氮、有机汞等农药是形成残留的主要农药类型。研究表明，农产品对六六六、DDT等有机氯农药残留具有较强的吸收和富集能力，所形成的农药残留不仅直接降低农产品的品质，而且对土壤与农产品安全的影响将是长期的。据阎文圣等的测算，我国受农药污染的土壤面积高达667万公顷，占可耕地面积的6．39％。同时，农药通过水体吸收形成的残留对农产品安全的影响也具有持续性。

　　薛南冬等对农药在水体中的特性进行了研究，发现农药在水体中的残效期长且具有蓄积性，后果更为严重。

　　因此，有效规范农业生产者的农药施用行为从而降低农药残留是防控农产品安全风险、实现农产品安全生产的重要基础，构建农产品安全生产风险防控体系的最终落脚点也应该是最大程度地在微观层面上优化农业生产者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农药施用行为。

　　2、影响农产品安全的农业生产者行为因素研究

　　2.1心理认知因素

　　大量研究显示，因认知偏差而导致的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对农产品质量具有较强的负面影响。农业生产者对农药残留认知越广泛、越深入，其在施用农药时越倾向于考虑农药施用的安全间隔期。张云华、马九杰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在施用农药的农业生产者中有近一半的农业生产者仍然使用高毒农药，其对高毒性化学农药对农产品质量和环境的负面影响认知度较低。杨万江等通过对长三角地区数家无公害农产品和常规农产品生产企业的调查与经济效益分析发现，农业生产者对农药残留的认知水平相对较高，安全间隔期的选择行为相对科学，农药毒性的自然挥发相对也较为充分。同样，关俊霞等通过对贵州、安徽、江苏和湖北稻农的研究发现，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者对农药残留认知水平较高，其中有78％的江苏和贵州受访农业生产者认识到农药的大量施用将降低农产品品质，有85％的湖北受访农业生产者还认为农药残留会导致土壤板结。但郝利等的调研结果则相反，通过对山东、黑龙江、江苏等六个省份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农业生产者并不了解高毒高残留农药、农药使用量和农药间隔期都是影响农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

　　农业生产者对农药的认知程度将直接作用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农药施用行为，进而影响农产品安全。基于此，本文选取“心理认知水平”作为测量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的指标之一。心理认知水平是农业生产者通过感官感知从而获得农药施用的理论知识、应用知识，以及对事物抽象推理等的思维能力。为了测量这一变量，文章用以下指标来综合反映决策个体的心理认知水平：是否知道经常或大量的施用农药会造成农药残留；是否知道较高的农药残留会影响农产品安全；是否知道农药的安全间隔期；是否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农药残留等。

　　2.2知识能力因素

　　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受其知识能力水平的影响。Michael等认为，农业生产者的性别差异影响其对农用化学品的施用行为。同样，国内学者周峰等研究认为，农业生产者的性别对农业生产者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中道德风险行为的影响显著，女性比男性更规避风险，更倾向于采用安全的生产行为。还有研究发现，年龄因素是区分农业生产者的施药剂量、施药频率高低以及是否易中毒群体的重要因素，年龄较大的农业生产者更倾向于施用高毒农药，而年龄较小的农业生产者更倾向于生物农药、无公害农药。Sule等通过研究土耳其农业生产者的农药施用行为及其群体特征发现，年龄和受教育年限会显著影响个人或群体的农药施用行为。Abhilash等在印度的调查研究发现，由于农业生产者教育水平有限，导致其自身对农药的认知水平不高，时常出现过度施用农药的现象。吴林海等通过对江苏省三个典型地区的调查发现，分散农业生产者的施药行为除了受教育年限影响外，是否参加政府培训和农业生产者家庭总收入等因素也显著地影响其在农药施用各阶段的行为。顾俊等、陆彩明研究发现家庭劳动力的数量对规范农药施用行为的正面作用并不显著，而农业生产者家庭种植规模与规范农药施用行为呈正相关。黄祖辉等的调查统计结果发现家庭人口数、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对农业生产者采取安全农药行为影响显著。

　　上述的研究成果可知，农业生产者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及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其农药施用行为。因此，本文选取“知识能力水平”作为测量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的指标之一。农业生产者的知识水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教育程度，代表文化层次；另一方面是在生产实践中获得的生产知识和生产技能。所以，选择农业生产者自身属性和影响知识获取的要素来表达知识水平，具体指标为：农业生产者年龄；农业生产者受教育程度；农业生产者身体健康状况；农业生产者所在家庭土地经营规模；农业生产者所在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数；农业生产者所在家庭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等。

　　2.3经济条件因素

　　相关研究发现，农业生产者多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量，根据自身条件和经济条件进行农药施用的指标选择，尤其是农业生产者家庭的经济状况对是否采用农药新技术有一定的影响。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研究表明，由于化学农药成本的低廉性和广谱杀虫性，其在亚洲众多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广泛应用，而高毒农药的施用占相当大的比例，致使农药中毒事件频发。国内学者孔祥智等研究结论显示，农业生产者的经济状况及施药倾向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农药施用行为，其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者的决策行为。杨晓明认为经济活动中的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博弈行为是广泛存在的，农药施用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同样会出现相关主体的经济行为博弈。周峰等利用实证研究方法对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部分无公害蔬菜生产者没有按照无公害生产标准进行生产。Christians等研究发现由农产品价格下降而带来的农户收入减少，会直接导致农户农药施用量的削减。

　　通过梳理上述文献可知，农业生产者对经济目标的追求程度影响着其农药施用行为的选择。因此，本研究选取“经济条件水平”这一指标以测量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经济条件水平是指农业生产者为达到某一目标而希望得到的主客观条件。为了表达这一变量，文章选择是否在意农药残留所引发的农产品安全风险；是否会合理使用农药以免给收益带来风险；是否选择种植无公害、绿色或有机认证的安全农产品。用以上变量来综合反映农业生产者对改变农药施用方式、实现安全生产的主观愿望等。

　　2.4外部环境因素

　　农产品市场环境以及政府的相关政策等外部因素对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行为具有一定的导向性作用。Ngowi等认为市场服务状况对农业生产者的农药施用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农药商贩对农业生产者的农药品种选择和农药施用量具有较强影响。黄祖辉也在相关研究中指出，只要安全茶叶的市场前景不明确，多数茶农都不会选择采用无公害及绿色等安全农药。另有研究发现，不仅政府的倾向性政策会影响农业经营者农产品生产结构和农药施用行为，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建立也可以起到规范农业生产者施药行为和提高出口效率的双重效果，相关企业及行业协会可以帮助茶农有效减少高毒化学农药施用和采用安全农药施用行为。张云华等研究发现，农业生产者与涉农企业和农业技术协会的关系是影响农业生产者采用无公害和绿色农药的主要因素，联系越紧密的农业生产者越倾向于采用无公害及绿色农药。

　　李光泗等研究发现，虽然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制度在提高农产品质量方面的效果并不显著，但可以有效抑制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量。也有研究认为政府相关政策法规对农业生产者的安全农产品生产行为的作用仅得到有限的发挥，其规范性、持续性、针对性以及可应用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可知，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受市场、政策等外部因素影响显著。因此，本研究尝试以“外部环境条件”这一指标测量外部环境对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选择的影响程度。农业生产者的外部环境条件是农业生产者获得政策支撑、形成协作关系和交换活动等的基础。为了表达这一不可观测变量，文章用以下指标来反映农业生产者所拥有的外部环境条件：获得农产品市场信息的难易程度；是否接受农药施用知识或技能培训；是否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2.5相关研究的简单评述

　　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层面上探讨了影响农产品安全生产的农业生产者行为因素，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研究体系。与国外研究相比，目前国内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偏重于以理论分析的形式来研究农产品安全风险的相互影响因素，而忽视了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和农业生产者内部日益分化的基本国情；而且相关实证研究使用的多是同类产品的加总数据和局部调查资料，数据的真实性和代表性明显不足，虽然现有研究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文献众多，但系统地将主要影响因素从大量因素中分离出来的文献不多，难以有效反映影响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的各种因素，更难有效识别出关键因素。

　　3、理论基础与方法选择

　　3.1理论基础

　　研究生产者行为选择、行为意愿等问题，最直接的理论始终离不开理性假设理论。美国经济学家Schultz认为“全世界的农业生产者都在和成本、利润打交道，他们时刻计算着个人收益”。国内学者彭文平、胡敏华等也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农业生产者生产行为选择是理性的。基于理性假设，农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出于利己行为动机的驱动，从而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其在不确定环境下做出的行为决策是基于期望效用的大小，具体的函数表达式为：U=u(ni=1Σpiwi)=ni=1Σpiu(wi)（1）其中，U表示农业生产者行为决策的期望效用，u表示效用，Pi表示农业生产者各种可能的行为决策所出现的概率，也即代表权重，Wi为各种可能的行为决策所带来的财富值。

　　基于理性假设下的农业生产者的行为特征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可以对广大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行为目标做出有效解释，其中，农业生产者生产行为的具体发生受内部因素和外在因素的综合影响，进而影响所生产的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而由于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行为嵌入在一个具有较强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中，就其自身而言，未来长期目标的实现很不确定，故农业生产者并不是以一个完整安全生产周期为时间跨度来追求效用最大化，因此农业生产者的农药施用行为选择具有明显的“短视”特点。一般情况下，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都集中于实现现阶段效用的最大化，更多考虑的是与自身设置的内在相对参考点获利或损失情况，而不是最终的财富水平，加之社会关系与生产环境的影响，促使农业生产者采取这种“短视”的农药施用行为决策。

　　3.2方法选择

　　农业生产者的行为决策受不可直接观测的变量即潜变量的影响。在以往研究中，很多学者运用Logit模型对农业生产者的行为决策进行了测量，如周洁红利用标准的Logit模型对农户蔬菜质量安全控制行为进行了研究分析，赵建欣基于二元Logit模型测量了农业生产者安全农产品生产决策影响因素等，而这类Logit模型的研究分析仅仅适用于对单个潜变量进行测量，而不能对多个潜变量进行分析。在本研究中，如果作为决策者的农业生产者的行为选择取决于多个潜变量，则适合用S－logit（StereotypeLogit，以下简称S－logit）模型，在本研究中，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方式的行为决策取决于知识能力水平、心理认知水平、外部环境条件及经济条件水平等潜变量。S－logit模型最早由Anderson于1984年提出，是多项选择模型和有序模型的折衷形式，多项选择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的各个类别没有排序关系，而在有序选择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的各个类别存在排序关系。在研究农业生产者农药施用行为选择过程中，农业生产者的行为选择对各类排序没有明确的界定。这种模型与标准的Logit模型相比较，可以有效克服随机口味变化、IIA特性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也不像Probit模型限制于所有效用可观测部分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具有较高的灵活性。本研究运用S－logit模型来测量农业生产者的行为选择，并提出以下两个假设条件：

　　（1）农业生产者对农药施用行为选择是有感觉和感知的；

　　（2）农业生产者可以自由完整地做出自己的判断。

　　模型设定如下：如在A、B、C、D四种选择中，农业生产者可能会选择A和B。设共有m种选择，定义ηjk=θkdjΣ准jkXiβj,k=1，2，......，m-1（2）上式用矩阵形式表示为：ηj=θ-准（Xiβ）'（3）其中，准((m-1)×d)是由参数准jk构成的矩阵，B(p×d)是由参数βj构成的矩阵。由于准B'=准MM-1B'，因此，准、B不可识别。为了参数的可识别性必须施加d2个约束。Stata10放入默认约束方法是将准进行分解，并定义M=准1-1，分解后的式子为：准=准1(d×d)准2ΣΣ，准M=Id准2准1-1ΣΣ（4）Id为单位矩阵，将其称作拐角约束。农业生产者行为选择k的概率可以用下面的式子表示：Pr(yi=k)=exp(ηk)1+m-1j=1Σexp(ηj)，k<m11+m-1j=1Σexp(ηj)，k=Σm（5）根据识别约束条件，φjk=1，φjk=0（j≠k，k≤d，j≤d）。

　　如果在M－logit模型中待估参数为βk（k＝1，2，．．．．．．m－1），M－logit和S－logit两个模型待估参数间存在如下关系，βk=-dj=1Σ准jkβj。当d=m-1时，两个模型是等价的。

　　S－logit模型的一般形式可表示为：log(yi=k)=ajdj=1Σ准jkβjxj（6）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本研究采用以下的技术路线：首先，为满足条件（1），我们将调查对象定义为户籍在行政村中的农业生产者，不包括外来的农业生产者；其次，为保证条件（2）成立，我们在调查问卷中要求：调查对象为智力正常的农业生产者；采用匿名调查方式，确保调查信息仅用于统计研究；被调查的农业生产者不受其他人的干扰，自主进行判断选择。

　　4、数据来源、特征及其实证结果分析

　　4.1数据来源

　　为客观描述农业生产者的农药施用行为和生产状况，江南大学食品安全研究基地采用分层设计、随机抽样和实地一对一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于2013年2~3月组织在校大学生，利用寒假期间进行专门调查，本次调查将31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按照地理位置和农业生产的农产品品种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域，其中主要包括以小麦为代表性农作物的河南、以蔬菜为代表性农作物的山东、以水稻为代表性农作物的江苏、以油菜为代表性农作物的浙江和以大豆为代表性农作物的黑龙江等五个典型农业生产省份，并将这五个典型农业生产省份作为第一阶段抽样地区；在每一个确定的省份中选择4个县（市）作为第二阶段的抽样地区，其中河南省选取了巩义、泌阳、内黄、唐河；山东省选取了郯城、牟平、诸城、淄博；江苏省选取了无锡、溧水、丹阳、淮安；浙江省选取了长兴、常山、东阳、海盐，而黑龙江省选取了甘南、哈尔滨、尚志、绥化等地；在每一个县（市）选择平均收入很高、较高、中、较低、很低5个主要行政村作为第三阶段的抽样地区，整个调查过程共随机发放问卷1000份（山东省190份、河南省200份，江苏省200份，浙江省200份，黑龙江省210份），回收问卷993份，剔除无效问卷7份，得到有效问卷986份，有效回收率为98．6％。由于本研究所调研的是不同种类的农产品，其农药施用方式及时间、频次等存在一定的差异，为了消除农作物种类对本研究的影响，确保数据资料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本研究所拟定的自变量及因变量没有涉及到有关农产品农药施用的具体指标，并假设农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所施用的农药具有同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