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

　　内容提要：社会科学自其诞生以来在思维逻辑和研究方法上一直受到自然科学的思维逻辑和方法的影响。本文指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逻辑和方法上八个方面的重要区别，并提出这些区别的本源就是人的特性，即人是又有本能，又讲策略，又会运用意识形态和价值来论证自己行为正确性的动物。本文强调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些区别的忽视是西方社会科学长期以来徘徊不前、步入误区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的特性；法则；机制社会

　　科学家自认为是在做“科学”研究，但他们对社会科学方法的特点和弱点往往不甚了了。在这一点上，不仅中国学者如此，甚至大多数西方学者——甚至不少知名学者——的学术训练和知识面也不足以作出提纲挈领的反思。这就给笔者为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写几篇关于方法论的文章提供了动机。作为这一系列文章的总纲，本文将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社会科学自其诞生始终受到自然科学方法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方向存在诸多误区。产生这些误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认识不清，乃至于对社会科学的特殊性认识不清。

　　在本文中，社会科学指的是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在西方被称之为“socialsciences”的学科，而不包括文学、艺术等在西方被称为“humanities”的学科（当然，西方不少人文学科的学者的研究方向已经越来越接近传统的社会科学领域，这又当别论），也不包括教育学、管理学、法学、商学等被称之为是专业学院（professionalschools)的应用性学科。

　　首先对本文中的几个关键概念作简单的说明。什么是科学？在传统科学观的笼罩下，科学往往会和“全面”“系统”和“正确”这些词汇联系在一起。当今的官样文章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诸如“全面地、正确地、科学地看问题”这类提法。这实际上是对科学的误解。从今天的角度来说，科学其实只是一种片面而深入地看问题的方法。面面俱到的观点一般都不科学，由科学试验得出的结论也并不一定正确。特别是，科学结论都是特定条件下的结论，离开这些条件，科学结论往往就不正确。

　　这里，我还想说明什么是机制，什么是定律（或者法则），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别。这在概念上非常重要。中西方大多数社会科学学者，甚至不少优秀学者，对这些概念均不甚了了。在本文中，定律和机制指的都是可以被观察到的，或者是可以通过推理得出的因果关系。定律和机制应当采取同样的定义，那就是：如果条件C1,C2,…Cn成立，关系E成立。

　　定律（法则）和机制有什么区别呢？笔者认为，它们的区别只有一点，那就是如果条件C1,C2,…Cn能在比较广泛的场合下成立，那么E所描述的关系就是一个定理；如果条件C1,C2,…Cn只能在非常有限和特殊的条件下成立（比如，在实验室条件下），那么E所描述的关系就是一个机制。例如，牛顿第二定律就是一个法则，因为它所刻画的因果关系(f=ma)在宏观低速条件下总是成立。而这儿的“宏观低速”指的是物体大于基本粒子，速度低于光速。换一句话说，牛顿第二定律在人能直接感知的世界中总是成立。但是价格规律（pricemechanism）却只是一个机制，因为如果要想让价格完全由供需关系决定的话，许多其他条件必须得到满足：例如，人必须是完全理性的，信息必须是充分流畅的，交易必须是没有成本的、等等。而这些条件中的每一条在现实世界中都很难得到完全满足。

　　一言以蔽之，定律（法则）是广适性的“机制”，机制是理想条件下才能成立的“法则”。

　　一、经典物理学的胜利

　　经典物理学（经典力学）是世界上产生的第一个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学科，由此而发展起来的一套科学哲学观也在很长时间内决定了大家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理解。因此,笔者从经典力学入手来展开本文的分析。

　　古代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只有哲学。智者对各种自然现象做出判断，并推想其背后的规律，这就构成了自然哲学的基础。例如，古希腊时人们认为万物是由水、火、土、气四个元素组成的。古希伯莱人认为万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这些都可以被看做是对自然现象的哲学性猜想。17世纪后，欧洲产生了科学革命。科学革命首先从力学突破，其核心标志是奠定了经典力学基础的牛顿三定律。牛顿三定律的提出使得物理学脱离了哲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例如哈雷运用牛顿定律推算出了哈雷彗星的轨道，并且预测了该彗星在1758年又会回来。哈雷预测的成功使得先前对哈雷彗星的各种猜测全都过时，同时也清晰地展示了牛顿定理对地球以外的物理现象的解释力。

　　在科学哲学层面，经典力学给科学发展至少带来了如下影响。第一是控制实验。科学就是一种通过控制实验来找到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因子之间的确定性关系并将该关系上升为理论的方法。所谓控制实验，就是通过各种方法对其他可变因子全部进行控制，然后考察若干个（通常是两个）未被控制因子之间的关联及其背后原因。在经典力学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控制实验思想逐渐成为科学的最高境界。

　　第二是系统思想在科学中的重要地位。在经典力学中，牛顿第二定律（f=ma）描述的是力和加速度之间的关系。但是几乎所有的经典力学现象，例如流体力学中的伯努理定律和电力学中的马克斯韦尔方程组，都是牛顿第二定律的特殊表现形式，或者说组成部分。这就是说，牛顿第二定律虽然只是一个机制，但例如，埃尔斯特（Elster，1998）就把机制错误地定义为：如果条件C1,C2,…Cn成立，关系E有时成立。他的文章中提出的有些机制性概念，比如，适应偏好（adaptivepreference），其实并不是机制，而是对一类复杂现象的描述。另外，麦克亚当、塔罗和蒂利（McAdam,TarrowandTilly，2001）在他们的书中大力推崇以机制为中心的社会学研究，但是他们却把生殖和媒接（brokerage）等概念也作为机制。

　　是它在宏观低速世界中具有普适性，或者说它本身构成了一个经典物理学世界，它既是一个机制，又是一个系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f=ma称之为定律，而不是机制）。经典力学的这一性质给了强系统思想以很大的市场，即认为某一类自然或社会现象（比如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生物现象、社会现象，等等）所呈现的各种规律的背后总是存在着某种总体性规律。这总体性规律一旦被揭示，原来已知的各种规律就会成为这种总体性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或组成部分。①经典力学的胜利赋予了系统思想在科学中的长期主导地位。

　　第三是演绎（推理）和归纳取得了统一。自古以来，哲学家一直受到如下问题的困扰：通过经验归纳总结出来的“规律”完全可能是错误的，而通过演绎而得出的“规律”却又可能与现实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经典力学意义上，牛顿三大定律与我们对绝大多数物理现象的观察完全相符。这就是说，演绎和归纳在经典力学中获取了统一。演绎和归纳的统一为实证主义哲学，即一种认为任何合理的论断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归纳）或者逻辑推理来加以论证的哲学观点，提供了很大的发展。

　　第四是还原主义（reductionism，也可译为化约主义）成为科学方法的基础。牛顿定律产生后，先前提出的经典力学定律（例如自由落体定律和胡克定律），以及此后提出的经典力学定律（例如伯努理定律和马克斯韦尔方程组）都成了牛顿第二定律的特殊表现形式。这一成功大大增进了人们探究总体性理论（即把他人的理论作为自己理论的组成部分）的欲望，这就是所谓的理论还原主义（theoreticalreductionism）。同时，牛顿定律的广适性还给了经验意义上的还原主义（即认为一个复杂的经验现象仅仅是一些简单现象的叠加，对复杂现象的解释也可以通过了解复杂现象中各简单现象的性质和组合来获得）在早期科学哲学中以很大的市场。因此就有了所谓物理学是化学的基础，化学是生物学的基础，生物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这样的提法。也有了核物理学之父卢瑟福（ErnestRutherford）著名的论断：所有的科学或者是物理学，或者只不过是在集邮（Allscienceiseitherphysicsorstampcollecting）。

　　二、生物学的复杂

　　19世纪后生物学的迅猛发展给了以经典力学为背景的科学观和方法论很大的冲击。与经典力学相比，生物学有以下的特殊性。

　　首先，生物学中没有像牛顿定律这样的在经典力学意义上能解释一切的法则。生物学的理论核心是进化论，但进化论只是一个覆盖性法则（coveringlaw)。这是因为：生物学中的机制多得难以枚举，但是生物机制与进化论之间并不存在经典力学中其他定律与牛顿定律之间那种确定性的数学转换关系。或者说，每一个生物机制都有着特定的功能，而且这些功能并不是进化论的具体表现形式。但是，生物机制与在今天，不少自然科学家已不再坚持这一观点。但是系统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在当今中国，系统思想通过像钱学森这样的工程师和金观涛（1985）这样的社会科学家的不断推广，逐渐成了一个被广泛运用的概念，以至于连“摸着石头过河”式的经济改革都被说成了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强调的是，传统思维方式——从中国的天人感应到西方的基督教神学——都带有很强的系统思维倾向。但是系统思想在早期科学实践中的长期主导则主要是得益于经典力学的成功。

　　还原论和系统思想也可以说是同一事务的两个方面。一类现象的系统性质越强，其可被还原的程度也就越强。生物现象的可被还原程度要比物理现象差一些（见后文），它的系统性因此也要较物理现象弱一些。

　　进化论之间却有着一定关系。那就是，任何生物机制的作用方向都必须与生命体的存在和繁衍方式一致，或者说这些机制的作用方式都必须符合进化论原则。例如，面对食物稀缺，动物世界形成了许多能减低物种种内食物竞争的机制，有些机制能使一个物种的幼虫和成虫吃不同食物，有些机制能促使一个物种在种群密度过高时进行迁徙，有的机制则能使某一物种的个体在完成繁殖任务后马上死亡,以便为子代提供更多的食物和空间，等等。不符合进化原则的生物学机制是很难长久存在的，因为这些机制会把某一物种的演化迅速带入死胡同。总之，进化论就像是一把大伞，把所有的生物学机制全都覆盖了，每个机制可以互不隶属，但是它们都必须符合进化论原则。

　　第二是还原主义方法在生物学中不再完全适用。生物现象由许多层次的现象组成：基因、细胞、器官、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每一个层次都有对应的现象和相应的机制，其中有些现象背后的机制是某一层次所特有的，而有些现象的产生原因只能用更低层次的机制，甚至是基因层面的机制来解释。这就是说，还原主义在生物学领域有时有效，有时无效，要看具体问题而言。

　　例如，先天愚型（即唐氏综合症）这一疾病体现在个体的外表和行为。得了此病的动物两眼分得很开并且有智力障碍。但是它的病因却在染色体（基因）层面上：得了此病的个体的第21对染色体多了一条，因此此病又称之为“21对三体”。这就是说，还原方法在寻找先天愚型病因时是有效的。但是，许多生物学现象却不能还原到更低层次（尤其基因层次）。马尔萨斯方程{Nt=N0exp[r(t-t0)]}就是一个例子。其语言表达是：任何一个物种在没有任何条件的限制下，它的种群将以指数增长。生物的生殖方法极其多样，不同生殖方式背后的机制也非常不同。但是，单个种群增长的理想模式却都可以用马尔萨斯方程来表达，这一机制因此产生在种群层面。又例如竞争排斥法则，即两个物种的生态位越相近，它们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而竞争则会使这两个物种的生态位趋于分开。这种机制的另一种表述就是任何两个物种不可能长期地占据同一个生态位。这种机制只能在种群关系（即群落）层面上发生作用。

　　第三是演绎和归纳在生物学中只有实验室意义上的统一。牛顿定律的产生使得演绎和归纳在经典力学意义上获得了统一，生物学却做不到这一点。先前说过，统领生物学的理论是进化论，但是进化论只是一个覆盖性法则，而真正决定生物个体的存活和行为的是许多互相没有紧密关联的生物学机制。为什么说像21对三体的病理原因、马尔萨斯方程和竞争排斥法则等生物学规律都只是机制而不是像牛顿定律一样的法则呢？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些规律或者是其应用范围极其有限（例如，21对三体的病理原因只能用来解释先天愚型这一现象，而竞争排斥法则只能用来解释两个物种之间的竞争强度和由竞争导致的进化方向），或者是在自然界里不能成立（或者说不能被直接观察到）。例如马尔萨斯方程，我们不能用它来预测任何一个物种的种群增长，因为在自然状态下，当一个种群的密度达到一定程度后，其他因子就会对该种群增长起到越来越大的限制作用。这里，“其他因子”指的不仅仅是在种群密度提高、营养条件下降后有关生殖基因不再能达到最佳表达，而是指一些其他条件，比如种内和种间竞争增加、捕食者增多、病虫害增多，等等。但是在实验室条件下，我们是有可能通过实验来验证生物种群的指数增长这一特性的。如果我们把大肠杆菌接种在培养皿中观察它的增长情况，我们就会发觉大肠杆菌在一定时间内的确呈指数增长。当然，大肠杆菌在培养皿中会逐渐长满，其他因子也会对大肠杆菌的增长起到越来越大的限制作用。

　　马尔萨斯机制在自然条件下因此是观察不到的，或者说至少是不能被稳定地观察到。这一机制的最初获得需要想像和演绎而不仅仅靠经验归纳。但是，一旦提出马尔萨斯机制后，这一机制的运作却能在实验室里被验证。也只有在实验室条件下，这个通过演绎而得来的单种群增长规律与通过对实验结果的归纳而产生的结论达成了统一。生物机制的这一特征给西医药物开发带来很大的困难。在分子生物学领域，在实验室条件下找出一个疾病的机制和相应的有效药物有时并不难，但这个药物可能对病人产生许多副作用（即服用这个药品会改变个体中其他机制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西药开发都需经过从药物研发、动物活体实验和临床实验等许多阶段，时间极其漫长的原因。

　　笔者在年轻时不完全明白生物学的这些特点，曾经野心勃勃想在生物学中搞出有广适性，又能真正地对自然状态下的生物种群动态有预测能力的数学模型，因此在研究生阶段学了昆虫生态学。虽然也发表了一些文章，但从方法论角度来说，我当时走的是一条死胡同，因为我完全无法预测诸如降雨、温度、风速等等对昆虫种群动态有重要影响的因子，因此也不可能真正提出对自然状态下的昆虫种群动态有预测能力的数学模型。

　　虽然生物现象比物理现象要复杂得多，但生物学仍然具有许多自然科学的性质：首先，生物行为都是本能决定的，结构和功能的关系在生物世界因此是高度统一的。老虎的尖爪利齿这些“结构”使它实现成功捕食这一“功能”。任何功能需要都会有相应的结构配置。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有极少数例外，比如盲肠这一结构在人体中基本上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生物学家因此都是结构功能主义者。

　　生命现象背后的覆盖性法则（即进化论）以及生命现象结构和功能的统一给了生物世界一个显著的系统特征——即生物世界中的各种局部规律都会遵从这两个总体性规律。

　　第二，与经典力学一样，生物学能进行控制实验，而控制实验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考察若干个未被控制因子之间的关联及其规律。这就给生物学家确切地寻找生命现象背后的各种机制创造了条件。

　　第三，与经典力学一样，生物学中的主要概念和分类都有很强的本体性。一个概念或分类体系对应于一种实际的存在，有较为清晰的内涵和外延，并且都是可以被证伪的。例如，物种这一概念，它指的是一类外形和基因组成极其相似的生物群体。而检验两个个体是否属于同一物种的标准就是两个个体之间在自然状态下不但能进行交配，而且它们产生的子代也能与同物种个体进行正常交配并产生子代。马和驴之所以不属于同一物种是因为它们产生的子代（骡子）不再能生产子代。

　　三、社会科学的特殊性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特别是由人组成的社会的运行和变迁规律。人属于灵长目动物，所以我们一般会以为社会科学与生物学有着紧密的联系，生物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不错，人类的确有很强的动物性。灵长目动物的许多习性在人类社会也都有所反映。灵长目动物有很强的地域性，人类也有很强的地域性（小到两个同桌学生在桌上互划“38线”，大到领土之争）；灵长目动物是政治动物（Waal,1989），人类也是；即使是人类的经济行为，它在灵长目动物中也有表现：有些灵长目动物能制作简单工具并进行物物交换。但是人与灵长目动物有个根本性的区别，那就是灵长目动物的个体行为基本上还是由本能决定的，而人是既有本能，又特别讲策略，又会运用意识形态和价值来论证自己行为正确性的动物（以下简称“人的特征”）。本文中“人”是一个泛指，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团体，同时也可以是社会科学家。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人和团体（例如国家、公司、社会组织，等等）以及作为研究者的社会科学家，他们在性质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但这三者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的特性的型塑。

　　在下文中，笔者将阐述人的这一“本体性的”特征如何造成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八个方面的重大区别，使得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中不再适用，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重大的困难。

　　为方便阅读，笔者首先对本文的主要论点，即经典力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在八个方面的区别通过一个图表进行了总结。可以看出，经典力学和生物学仍然具有许多相似性，并且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往往是表现在程度上。但是，人的特征给了社会科学一些全新的性质，使之产生了许多与自然科学相比本质上的区别。

　　第一，结构与功能之间不再有紧密的联系。

　　生物现象虽然比物理现象复杂，但生物行为主要是本能性行为（为行文方便，以下用“生物”泛指人类之外的所有生命体，以示区别）。在生物世界中结构和功能是高度统一的。人的特性破坏了在自然世界中广泛存在的结构和功能的统一，因为人作为社会行动者可以创造结构以维持特权，也可以运用理论来论证特权。存在（结构）因此不再等于合理（功能）。这并不是说任何社会存在都没有合理性可言，但是存在和合理的关系变得可紧可松——强权、洗脑和精英联盟可以维系“不合理”的存在，“合理”的存在也总是可以被解读为是特权的需要。我给不合理和合理都打上了引号是因为一旦结构与功能失去了紧密的关系，任何一种对现存社会结构的正面或负面论述都很难完全跳出论证者本身的价值观、企图甚至是潜意识。社会科学家首先要破除结构功能主义的思维，但真正做到这一点的非常之少。社会科学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坚持“冲突论”的学者同时也会显得特别功能主义——他们强烈的价值倾向会使他们在面对与自己价值观和利益相符的事物时马上采取结构功能主义视角。

　　第二，几乎所有的生物学机制都是负反馈机制。体温升高会流汗，体温降低会发抖。这都是恒温动物为了维持体温而产生的机制。吃饭会导致血糖浓度提高，而血糖浓度提高又会导致体内胰岛素的释放和血糖浓度降低，这样人就不至于在饭后产生糖尿病症状（但是会饭后犯困）。生物要存活就必须在多变的环境中达到自稳定，各种负反馈机制起到的都是这个作用。但是人在社会中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稳定，而且是权力和成功。一个人权力和成功欲望越大，他改变周边环境乃至世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有特别如果我们定义一个系统有着信息输入端（A）和信息接受端（B）。所谓的负反馈机制就是当A值提高后造成B值提高，但是B值提高后信息的反馈将导致A值减低的一类机制。所谓的正反馈机制就是当A值提高造成B值提高，而B值提高后的信息反馈又将导致A值进一步提高的一类机制。

　　强烈的权力和成功欲望的人的追求，于是成为社会变迁的最大的原动力。人的这一特性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再遵从进化论原则。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机制要么是正反馈机制（例如，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观和相应的理论），要么是那些会产生更大范围正反馈效应的负反馈机制（例如，价格规律是个负反馈机制，但是由之而产生的经济周期性危机以及环境危机与市场的关系则是正反馈的）。人类社会中的一些重要负反馈机制都是来自宗教和从左到右的各种非自由主义世俗意识形态，及其与它们相应的制度和组织力量。但是这些意识形态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压抑着人的权力和成功欲望的自然表达，因此维系这些意识形态的制度虽然可以压抑大多数人的人性，却不能阻止人性（特别是权力人士的人性）以各种扭曲的方式不断表达。这种状况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政治就会变得专制、复杂和丑陋无比。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或者对人类社会的正反馈特点认识不足，或者对人类自我设定的负反馈机制的黑暗性缺乏清晰认识，他们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论点往往都显得天真和简单。人类社会的这一特征要求我们在方法论意义上建立如下观点：（1）文化得以延续必须有各种制度维系，文化不是基因，不具有超越制度的稳定性；（2）人类社会完全不具有生物世界的自稳定性，不但不具有任何乌托邦的可能性，甚至不具有永恒的较为不坏的选择（thelesserevil)（比如有人也许就会以为西方民主体制就是一个永恒的较为不坏的选择）；（3）任何社会意义上的“成功”都是相对的，任何解决问题方法都会给今后带来“麻烦”；（4）非期然后果（unintendedconsequences）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轴。

　　生物是没有智力的，生物系统却都是有智力的（intelligent）；人是有智力的，人类社会却是没有智力的。

　　第三，前文提到，生命现象背后的进化论原则以及生命现象结构和功能的高度统一给了生物世界显著的系统特征。但是，人的特性破坏了在生物世界中广泛存在的结构和功能的统一；人的特性也造就了大量具有正反馈效应的（或者说是反进化论原则的）社会机制。人类社会因此不具有生物世界中所具有的系统特征，或者说人作为行动者可以把社会的系统特征搞得乱七八糟。

　　由于社会不是一个系统，历史发展也就不会遵从任何统一的规律。任何系统性的社会理论——无论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特别是福山（Fukuyama,1992）提出的自由主义史观］还是进步主义——无一例外都是对社会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误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很同意默顿（Mer.

　　ton，1967）提倡的以中层理论（middle-rangetheory)为基础的经验研究，以及当今许多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所提倡的以机制为核心的经验研究。但在后文中我会指出，由于人的特性，中层理论和以机制为核心的理论也走不了多远。系统性理论和中层理论的无能给了虚无主义很大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当今主流历史学家都会认为历史是非发展的、无目的的，每个历史都是自己的历史(Everyhistoryisitsownhistory)。而后现代主义者则对人类的认知能力产生了全面怀疑，并以解构和批判既有知识为己任。在后续文章中我会系统地指出，这些历史学家和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的产生，背后有着许多重大的历史原因，他们的怀疑和批判也有着从社会到学术多方面的正面意义，但他们却从科学主义的极端走到了虚无主义的极端。

　　第四，与生物学一样，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也有“层次”：基因、个体、群体、地区、国家、国际社会——这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耶克是对的（Hayek，1944）。

　　负反馈机制有自稳定效果，具有负反馈机制的系统又被称之为智力系统。由于正反馈机制不具自稳定性，这样的系统被称之为无智力系统。

　　仅仅是层次的一种分法。一旦有层次就有还原问题，即是否能够把某一社会现象的产生原因归结于更低层面（比如，个体层面甚至是基因层面）的机制？社会学中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相对于方法论集体主义）就是还原主义的一个表现形式。但是，还原论的哲学讨论在社会科学中变得几乎没有意义，因为人的策略和自我辩解能力不但使得还原主义方法的运用更为有限，而且把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复杂到几乎要一事一议（即是否能还原完要看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而定）。

　　例如，有西方学者用生物机制来解释性别不平等这一现象。其中一个解释认为性别不平等是人直立后骨盆变狭窄而产生的副作用。动物四肢着地，骨盆因此松大，能产出很大的子代。因此马、牛、羊、老虎等的幼崽一出生就能行走，即使是猩猩和猴子的子代也是如此。为了“解决”直立起来后骨盆变窄这一问题，人就只能“早产”，新生婴儿要到一周岁左右才开始牙牙学步。这样，母亲照顾婴儿就变很重要，而女性的这一任务使她们根本不可能在社会中与男性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这一还原性的论点并不是没有道理，但它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性别关系在现代社会走向了平等？毕竟，现代女性又锻炼身体又推迟生育，骨盆只会变得更紧。

　　一般来说，经过还原后的理论因为自变量和因变量在性质上差别很大，或者说自变量是“外生变量”，因而产生的解释很有说服力。因此还原理论是许多学者的追求。但是，还原性理论都会遇到一个相同的问题：社会变化要比基因和行为上的变化来得快得多，社会现象的动态性也远远超过生物行为。像抽烟、喝酒、同性恋（对这些行为笔者没有价值评判）等社会行为的背后都有一定的生物学基础，但是决定这类现象在社会中的消长却只能是社会原因。就性别平等来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和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非企及结果，同时也是女性在现代社会中成为社会行动者之后奋斗的结果。

　　更为复杂的是，即使是针对同一问题，还原论方法也是有时有效，有时行不通，全要看情景而定。例如，关于人口消长背后的原因，社会科学家一般会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找答案。一种说法是性别平等的社会出生率低，因为女性一旦有了生育权就会不愿意去生一大堆小孩。也有人认为人口增加与财产继承方式有关。在古代中国，遗产在儿子中平分，而在古代欧洲只有长子才有继承权。婚姻和家庭都需要财产，于是就有人认为性别地位和遗产分配方式是传统中国人口密度较其他地区高的原因。但是，在公元1500年前，整个欧亚大陆人口都在较低的水平摆动，而1500年后又出现同步性的提高，既然欧亚大陆各个地区的人口动态具有相似性，背后一定有某种总体性规律。麦克尼尔（McNeill,1976）把这一现象还原到流行病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欧亚大陆不同人群对本地的流行病带有抗体而对外来的流行病缺乏抗体。流行病通过战争和经商在欧亚大陆来回传播，不断杀死各个群体中的不带抗体的成员（在14世纪，欧洲黑死病死亡人口超过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在公元1500年前后欧亚大陆不同群体对传统的流行病都有了一定免疫力，导致欧亚大陆人口的同时增长。麦克尼尔把古代欧亚大陆人口消长的原因还原到传染病这一层次，比从社会结构角度的解释要有说服力。但是，这一理论却只能解释古代社会的人口消长。现代医学出现后，传染病对人口消长的影响越来越小，而各种社会结构的影响则在加大，还原论解释不再有效。

　　第五，生物学是“科层科学”（bureaucraticscience)，而社会科学不是。笔者采用科层科学这一概念，指的是绝大多数生物机制都有特定的作用和作用方式。例如，释放胰岛素减低血糖浓度这一机制只有在人进食血糖浓度提高后才会启动，而且血糖浓度在此时降低的原因也肯定是由于胰岛素的释放导致。生命现象虽然很复杂，背后机制的运作规律却十分机械。某个机制在什么时候起作用，怎么起作用都按部就班，就好比一个运行严密无比的科层组织。但是人的特性把这一切全都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