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

　　【摘要】本文讲述了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成就：首先是专著与杂文方面的成就；其次探讨鲁迅与清儒的历史联系，尤其是小说的研究；第三，作为文学创作大师的鲁迅，在小说史研究方面与胡适等专业学者的异同，以及鲁迅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独特性；第四，鲁迅文学研究的广度深入到文化生活众多领域，成绩卓著；第五，鲁迅晚年从事文学史著述的愿望及不可能实现的原因。

　　【关键词】文学史家鲁迅

　　1杂文与专著

　　鲁迅的杂文是有极强烈的战斗性的，这种战斗性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而表现出来，它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的和谐统一。杂文是政论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它要求一种逻辑力量。但鲁迅的杂文却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长篇的论证严密，短篇的一针见血，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楚、充分、深刻。这是因为它总是在最要害的地方揭示问题的本质，表现出鲜明、肯定、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鲁迅的杂文正是因为这一特点使得他的杂文卓尔不群，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

　　作为文学史家，鲁迅的代表作是《中国小说史略》，这部作品是鲁中国第一部小说史专著，被誉为“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胡适《白话文学史》），是二十世纪的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著作。

　　《中国小说史略》描画出了一条脉络清晰的数千年中国小说“进行的线索”。由于鲁迅能够将各种类型的小说及其发展放在当时社会各种条件下进行考察，所以也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如作者从“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发展为魏晋“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的社会风气，从当时佛、庄思想盛行，“相拒而实相扇”，终于在文人中间形成“清谈”时尚，来说明魏晋志人小说产生的社会、思想原因，见解精深。又如论及唐代传奇的繁荣时，能指出当时考试重“行卷”，以至举子将其小说放入行卷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多种才能的社会因素。又如议论宋代话本的兴起时，特别强调联系“民物康阜”的城市经济繁荣、“游乐之事甚多”的市民文艺的发展来加以剖析，极有见地。再如作者指出“《醒世恒言》中明事十五篇则所写皆近闻。世态物情，不待虚构，故较高谈汉唐之作为佳”，寥寥数语，道破了问题实质。

　　另外，辨别区分讽刺小说与谴责小说的异同，自鲁迅首创，至今仍沿袭其名。他明确指出《儒林外史》作为讽刺小说的长处在于“而能谐，婉而多讽”。“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相反，清末谴责小说的弱点就因它“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剖析得十分透彻。另外，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分析也颇见匠心。如指出《三国志演义》写人“亦颇有失，以至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评述《儿女英雄传》中“侠女”形象“纯出作者意造，缘欲使英雄儿女之概，备于一身，遂致性格失常，言动绝异，矫柔之态，触目皆是”，实是极中肯綮的有识之见。

　　2清儒家法

　　鲁迅继承了乾嘉学派朴实的作风和治学方法，但他不仅在研究视野上超越了清代学者，而且具有高超的“史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树立了自己独特的治学风格。鲁迅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故书，校《嵇康集》，辑录《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唯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其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又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之于《引玉集》、《木刻记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鉴赏家所未曾着手。鲁迅的学术研究方法一方面“用清儒家法”，一方面又“不为清儒家法所囿”，学术研究视野开阔，在多个学术领域皆有开拓之功。鲁迅继承了乾嘉学派朴实的作风，能熟练地运用辑佚、音韵、考证、目录学等方法来做学问。而且，鲁迅不仅在研究视野方面超越了清代学者，他把清代学者治经的方法用来研究历来被视为“小道”的小说，鲁迅具有高超的“史识”，对历史文化有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他还运用了社会学心理学和比较文学等方法来研究文学史，树立了自己独特的治学风格。同时，进化论思想也奠定了鲁迅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充分贯穿了以变化为核心内容的进化思想，以进化的观念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的小说现象和小说作品，确定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探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与论文答辩流变，从而建立了中国古代小说发展体系。变化的思想，首先体现在鲁迅先生对中国小说发展体系的建构上。鲁迅先生在论述六朝志怪小说时指出，这类小说的创作特点主要在于“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在论述“唐之传奇文”时则进而指出：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代传奇较之六朝志怪小说的根本变化，是在由创作上“并非有意做小说”发展为“有意为小说”。正是由于在创作上的这一根本变化，唐代传奇一方面“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继承了六朝小说的传统，而另一方面则在艺术上“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从而推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也正是构基于着眼变化的进化思想，鲁迅先生在论述宋元话本在小说史上地位时说：“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在论述《红楼梦》在小说史上地位时，鲁迅先生强调：“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体系的建构上，始终都贯穿着着眼于变化的进化思想。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先生把明清时期的章回小说划分为“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讽刺小说”、“狭邪小说”、“侠义小说”、“谴责小说”等，在介绍这些小说时，鲁迅先生通常从进化的角度，对上述小说现象的形成作一番正本清源的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