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中兴名士温峤(2)

　　可是，迟了！晋明帝决意讨伐王敦，部署已定，于太宁二年（324年）下诏历数王敦的罪恶。王敦勃然大怒，再次起兵进攻建康。然而，此时他已重病在身，只得命其兄王含为元帅，与钱凤等率水陆大军五万，直扑建康南门外的秦淮河。叛军在兵力上占优势，又是拼命而来，兵锋颇锐。东晋方面统率秦淮河北岸诸军的，正是大将温峤。温峤见寡不敌众，就下令烧毁河上的浮桥。明帝正想亲自率军进攻叛军，听说浮桥被烧，以为温峤胆怯，大为恼火。温峤解释说：“眼下宿卫部队人少势弱，四方援兵未至。叛军狼奔豕突，万一危及社稷，后果不堪设想。陛下何必爱惜一座桥？”过不多久，王含、钱凤率叛军蜂拥而至，却被阻隔于秦淮河南岸，无法前进，时间一长，士气渐渐衰竭。东晋方面的援军却在苏峻、刘遐等率领下，源源不断地开赴战场。温峤看准时机，与苏峻等一起，夹水猛击叛军，大败王含。王敦接到败报，又急又怒，一命呜呼。叛军土崩瓦解，王含、钱凤都被杀死，延续二年的王敦之乱被迅速平定了。

　　太宁三年（325年）闰八月，晋明帝病逝，5岁的儿子司马衍继位，是为成帝。其母庾太后临朝称制，温峤与王导、庾亮等同为顾命大臣，而实权则掌握在太后之兄庾亮手中。讨平王敦之乱时，大将苏峻立有战功，此时镇守历阳（今安徽和县），拥有强兵，对庾亮的专权极为不满，“潜有异志”。镇守荆州的陶侃也对庾亮心存芥蒂。庾亮对这两人都很不放心，一面任命温峤为江州刺史，镇守武昌，以防备陶侃；一面又征召苏峻入朝为大司农，实际上是夺去他的兵权。王导等大臣认为这会促成苏峻的反叛，“举朝以为不可”，温峤也多次上疏，劝庾亮不要行此险着。庾亮不听。果然，苏峻害怕入朝被杀，就联合大将祖约，举兵叛乱。

　　当庾亮决意征召苏峻时，温峤就要求立即率兵入卫建康，以备不虞。庾亮却写信给他说：“我忧虑荆州（指陶侃），甚于忧虑历阳（指苏峻），足下不要越过雷池（江州境内地名）一步。”由于庾亮西忧陶侃，北忧苏峻，分散了兵力，再加上他在军事上实在是个庸才，与叛军刚一交锋，就连吃败仗。咸和三年（328年），苏峻攻破建康。庾亮狼狈逃亡到江州依靠温峤，手头已无一兵一卒。温峤并不以其败奔而冷落他，对他仍然十分尊敬，并和他一起谋划讨伐苏峻。但是单靠温峤的部队，力量远远不够。当时，兵力最强、声望最高的是陶侃，因此，能否说服陶侃共同起兵，成了胜败的关键。

　　温峤约陶侃共举义旗，讨伐苏峻。陶侃一恨明帝临终时，未任自己为顾命大臣；二恨庾亮修筑石头城，任命温峤镇守江州，都是为了防备自己。于是借口“我是疆场外将，不敢越局过问内事”，拒绝出兵。温峤“固请之”，并且推他为盟主，陶侃这才勉强同意了。温峤立即率领水师，沿长江顺流而下；又陈列苏峻罪状，移告四方诸镇，连兵大举。哪知行到中途，陶侃又动摇起来，打算撤兵回去。温峤再一次致书陶侃，动以利害，并以苏峻杀死其子陶瞻一事来激励他。陶侃这才重又“率所统与峤、亮同赴京师”。这一来，义军兵势大振，“旌旗七百余里，钲鼓之声震于百里”。然而，当义军乏粮、战事受到挫折时，陶侃又打起了退堂鼓。温峤苦口婆心地劝道：“当年昆阳大捷与官渡之战，刘秀与曹操能够以寡胜众，靠的就是内部团结啊。明公为什么舍弃即将胜利的大功，而作撤军西归的打算呢？国难当头，正是我们臣子效命之日。眼下的情势，犹如骑在老虎背上，怎能中途停下来呢？明公一旦单独西归，军心必然受沮，大事必然败坏，那么，义旗就会反转过来，指向明公了。”陶侃无言以对，终于留了下来。

　　陶侃东下之时，人们纷纷传说他要乘机杀掉庾亮，以谢天下。庾亮十分害怕。温峤深知：大敌当前，将相不和，必败无疑。于是力劝庾亮去向陶侃道歉。庾亮无奈，只得硬着头皮来到陶侃军中，向陶侃拜谢，并引咎自责。陶侃深受感动，终于尽释前嫌。三人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在温峤的直接指挥下，晋军终于收复建康，迅速平定了苏峻、祖约之乱。

　　王敦、苏峻两大叛乱集团的覆灭，为东晋王朝内部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温峤则是平定这两次叛乱的核心人物，连叛军头脑苏峻、祖约等也十分佩服他的才能。难怪《晋书》要称他为“中兴名士”、清人王夫之要在《读通鉴论》中称他“人杰”了。

　　温峤处处以国事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当初庾亮败投他时，带来太后诏书，说是拜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温峤答道：“当今之急，应当以消灭敌寇为先。功勋未立，怎能先受封赏？”固辞不受。苏峻叛乱平定后，由于温峤“忠诚著于盛世，勋义感于人神”，举朝欲留他于都城建康辅政。温峤考虑到王导资格较老，坚决将这位置让给了他。又因“京邑荒残，资用不给”，留下了大批军中物资后，自己仍然还镇于武昌。

　　温峤敢于指出别人的过失，也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司马绍为太子时，曾于东宫建造阁楼，颇为劳费。温峤便上书劝谏说：朝廷草创，大敌未灭，应以兵农为先，不宜大兴土木。司马绍接受了温峤的意见，当即下令停工。在追剿王敦叛军的战斗中，大将刘遐“放兵掳掠”，温峤劝道：“天道助顺，因此叛军败亡，怎能因乱为乱呢？”刘遐深受感动，连忙谢罪。苏峻叛乱时，温峤屡说陶侃，陶侃不肯发兵，温峤只得顺着陶侃，派人送信给他说：“明公姑且坚守荆州，我先率军东下。”使者已出发了两天，参军毛宝知道后，立即对温峤说：“凡举大事，靠的就是内部团结一致。赶快派人追回原信，改成‘一定要并力西征’。原信若追不回，也得再重写一封。”温峤一听有理，火速命人日夜兼程，追回了原信。陶侃也终于答应共同西征。战斗打响后，温峤考虑到叛军多骑兵，便于陆战；义军多舟师，利于水战。欲以己之长制敌之短，宣令三军：“将士有敢擅自离船上岸者，斩无赦！”适逢苏峻派人运米万斛接济祖约，被先锋毛宝撞见。毛宝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从。哪有敌人可打而不打的道理！”毅然率军弃舟上岸，袭击敌军，夺得了全部米粮，消灭了万余敌军。温峤知道后，不但不怪罪，反而重赏毛宝，称赞他能相机行事。

　　经过了王敦、苏峻两场叛乱，晋室元气大伤，都城建康“民物凋残”，“宗庙宫室并为灰烬”。这时，温峤等大臣都主张迁都于南方的豫章、会稽等地。这实在是一个大失策。处于中原纷扰、北敌外逼之时，如再将都城南迁，示弱于人，外敌乘机入侵，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幸亏王导力排众议，迁都之事始息。

　　晋明帝曾因“天下凋弊，国用不足，诏公卿以下诣都坐论时政之所先”。温峤于是上疏，大致内容是：劝课农桑，发展生产；除前线临敌之军外，其余部队都应“且田且守”，以减轻国家与人民的负担；精简机构，选拔清廉之士为官；废除牵连制度，取消灭三族之刑。这些建议大部分为明帝所采纳。温峤自己在地方官任上，也能勤政爱民，深得百姓爱戴。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年）四月，温峤病终于江州任上。“江州士庶闻之，莫不相顾而泣。”当时，他才4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