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政治自期及悲剧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他的思想日趋激进，言论明显倾向革命，并开始了与孙中山的密切交往。

　　其师康有为持坚定保皇立场，对梁启超的激进很是不满，教导训诫梁启超的书信有数万言之多。于是，梁启超也开始有些担心革命的破坏性。

　　革命，梁启超所欲也；改良，亦梁启超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于是，在我们看来，对梁启超来说，选择革命还是改良，是一个很难回答而又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但是，1902年下半年，在梁启超自己看来，革命与改良，未尝不可得兼。

　　一、梁启超的政治自期

　　试读梁启超此时编译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对持革命立场的玛志尼，他极其赞叹，一口一声“我绝代佳人玛志尼”；对持改良立场的加富尔，他也倍加肯定，描述加富尔力主参加克里米亚战争时的文字，惟妙惟肖。他既肯定改良，又肯定革命。

　　此时的梁启超，并不像后人那样，存在着改良与革命二元对立的思维。此时的他，认为二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在《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的“发端”中他说：

　　“无三杰则无意大利，三杰缺一，犹无意大利……我国民其犹知爱国乎……其上焉者，亮无不可以为三杰之一；其次焉者，亮无不可以为三杰之一之一体。人人勉为三杰之一，人人勉为三杰之一之一体，则吾中国之杰出焉矣，则吾中国立焉矣。”

　　梁启超勉励国人，“人人勉为三杰之一，人人勉为三杰之一之一体”。但是，何谓“三杰之一”，而“三杰之一之一体”又是谓何？

　　“三杰之一”，即要将玛志尼、加富尔、加里波第三人合而为一，达到“三位一体”，以一己之身做三个人的事业，同时身兼改良与革命两大职责。这是梁启超对“其上焉者”，也就是天资高的人的期待。

　　“三杰之一之一体”，即要在玛志尼、加富尔、加里波第三人中选择一个人为榜样，或从事革命，或从事改良。这是梁启超对“其次焉者”，也就是天资不是非常高的人的期待。

　　“汝自视乃如常儿乎？”少小之时，梁启超常被其父以此言训诫。故梁启超自然要把自己归入天资高的行列之中，“勉为三杰之一”，身兼革命与改良两大职责，既要成为中国的玛志尼，又要成为中国的加富尔。这样看来，其自号“任公”，真是恰如其人。

　　梁启超怀着这种自我期待，首先在其《新中国未来记》中过了一把瘾。

　　《新中国未来记》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是梁启超对当时中国未来六十年的设想，“民间志士为国忘身，百折不回，卒成大业”。而这民间志士主要有二，一为黄克强，持改良立场；一为李去病，持革命立场。小说中，围绕中国应当改良还是革命，二人展开一场激烈辩论。后人多以此为据，论证梁启超开始由革命回归改良，而忽略辩论结尾，黄克强并未真正获胜。李去病声称，“今日做革命或者不能，讲革命也是必要的”，并言“今日加富尔、玛志尼两人，我们是总要学一个的。我自问聪明才力，要学加富尔万学不来，我还是拿着那‘少年意大利’的宗旨去做一番罢！”李去病声称要做中国的玛志尼，那黄克强就是要做中国的加富尔了。

　　而小说中的李去病、黄克强都是梁启超自己的化身。这一点，在小说的人物关系上分外明显。李去病、黄克强是琼州先生黄群的弟子，同时，黄克强还是黄群的儿子。黄群与南海圣人康有为是好友兼同学，二人同受业于朱九江先生之门。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对应，分明黄群就是康有为，李去病、黄克强就是梁启超自己。梁启超在政治上的理想自期是，既要从事改良又要进行革命宣传，既要当中国的加富尔又要当中国的玛志尼。

　　二、梁启超的悲剧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悲剧往往由此酿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