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举入仕后因为沉沦下僚，陈与义颇为苦闷，诗中不乏牢骚之声，终于在流连自然风光中逐渐获得内心的宁静。同时，保持强烈的入世精神。南渡之后，因为亲身经历在国家破败沧桑巨变中的颠沛流离，人生无常的茫然感觉油然而生，同时，逐渐关注国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怀念故土和感慨年华老去的主题也出现在闲适诗中。
关键词：陈与义闲适诗自由南渡入世
作为两宋之交最杰出的诗人，陈与义师法杜诗，卓然成家，所以，学者关注的重点是陈与义与杜诗之间继承与变革的关系，成果累累，但是难免有局限之憾。
事实上，以数量和质量而论，闲适诗是陈与义诗歌创作的重中之重，反映陈与义不同时期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有着历史与审美的复合意义，却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颇为遗憾。
本文以陈与义的一生作为时间参照体系，将闲适诗创作分为定型、稳固、新变三个阶段，深入分析每个阶段陈与义的创作状态、闲适诗的特点，通过闲适诗研究为陈与义研究提供一个有价值的个案。
一
《宋史·陈与义传》：“与义天资卓伟，为儿时已能作文，致名誉，流辈敛衽，莫敢与抗。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开德府教授。”[1]政和三年，科举及第，授开德府教授，官职卑微，对于少年得志，闻名遐迩的陈与义而言不啻是当头一棒。七年，入京，授辟雍录，卑微如故，并无改变，《若拙弟说汝州可居已卜约一丘用韵寄元东》：“四岁冷官桑濮地，三年羸马帝王州。”开德府教授、辟雍录分别四年、三年，在陈与义而言是冷官、羸马，牢骚之意溢于言表，甚至进行自我否定，《次韵周教授秋怀》：“一官不办作生涯，几见秋风捲岸沙。宋玉有文悲落木，陶潜无酒对黄花。天机衮衮山新瘦，世事悠悠日自斜。误矣载书三十乘，东门何地不宜瓜。”以载书三十乘为误，当然不是陈与义的真实意志，但是，自嘲的意味却颇为明显。
当然，陈与义还是很快获得了派遣苦闷的方法，《次韵张矩臣迪功见示建除体》：“建德我故国，归哉遄我驱。除道得欢伯，荆棘无复余。满怀秋月色，未觉饥肠虚。平林过西风，为我起笙竽。定知张公子，能共寂寞娱。执此以赠君，意重貂襜褕。破帽与青鞋，耐久心亦舒。危处要进步，安处勿停车。成亏在道德，不在功利区。收视以为期，问君此何如。开尊且复饮，辞费道已迂。闭口味更长，香断窗棂疏。”在自然风光中获得内心的宁静，从而真正远离世俗的纷扰，这是陈与义的闲适态度，诉诸文学就是闲适诗。沉醉于自然风光中，就能够远离寂寞，因为寂寞来自内心的苦闷，而不是物质的贫乏，引而申之，陈与义闲适诗中的自然风光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自由的外化，是陈与义想要达到的一种无拘无束的境界。当然，对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陈与义而言，自由是相对的，是不受世俗名利所束缚的自由，所以，还是不放弃道德，所谓成亏在道德，不在功利区，其实就是要达到一种有限度的自由，或者说是世俗中能够获得的自由。《江南春》：“雨后江上绿，客悉随眼新。桃花十里影，摇荡一江春。朝风迎船波浪恶，暮风送船无处泊。江南虽好不如归，老蔼绕墙人得肥。”桃花摇荡的江南固然是春光明媚，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江南虽好不如归，这并没有与寄情自然山水的观念背道而驰。因为，自然山水必须有利于内心的宁静才有意义，反之，则与世俗的纷扰没有区别，时在政和七年，陈与义解开德府教授入京以后，可见陈与义的自由观念，也就是闲适观念已经形成。这样的闲适观念的形成虽然受到沉沦下僚现实的激发，但是并不是纯粹的牢骚和自欺欺人，而是一种审美体验。
唐宋以来，门阀贵族已经烟消云散，科举制度成为士人学而优则仕的最重要途径，士人已经难以真正脱离仕途，不但是生存层面，还有价值层面。陈与义不可能也不会愿意因为开德府教授官职卑微而挂冠，《寄新息家叔》：“风雨淮西梦，危魂费九升。一官遮日手，两地读书灯。见客深藏舌，吟诗不负丞。竹林虽有约，门户要人兴。”宋代士人不是魏晋贵族，离开仕途就难以潇洒地啸傲竹林，寄情山水，因为门户要人兴，所以，竹林难赴约，有门户才会有竹林，竹林的重要性难以与门户相提并论，这是一种普遍的共识。所以，在仕途中寻求身心的自由几乎成为所有宋代士人或多或少都要面对的人生问题，陈与义的选择在当时其实很有代表性。
二
因为没有也不可能放弃道德，放弃儒家思想的精神，所以，沉醉自然并不意味着远离现实，相反，陈与义有着强烈的入世情怀。《北风》：“北风掠野悲岁暮，黄尘涨街人不度。孤鸿抱饥客千里，性命么微不当怒。梅花欲动天作难，蓬飞上天得盘桓。千里卧木枝叶尽，独自人间不受寒。”冬日北风，万物萧条，自然人事，是同一体。北风引发的悲思不但是对自然，也是对芸芸众生，这是典型的儒家士人普遍仁爱精神的自然流露。作为大宋王朝的卑微下僚，因为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和坚持入世精神，所以，陈与义并没有自卑的感觉，反而充满道德自信，甚至是优越感，于是，发而为闲适诗也就别开生面。
陈与义不为名利所动，却并没有不理会国事。《连雨赋书事》：“白菊生新紫，黄芜失旧青。俱含岁晚恨，併入夜深听。梦寐连萧瑟，更筹乱晦冥。云移过吴越，应为洗余腥。”吴越余腥是为方腊之事，方腊起兵在宣和二年十月，三年正月，陷婺州，又陷衢州，守臣彭汝方死之;二月，陷处州;四月，忠州防御使辛兴宗擒方腊于青溪。当时的陈与义已经完全经历了四岁冷官桑濮地，三年羸马帝王州的仕途，正在汝州丁忧，但是，对远在吴越的方腊之事却表现出高度关注。
宣和四年，陈与义入京，因缘际会，受到徽宗征召，仕途出现转机，获得宰相王黼的引荐。《陈公资政墓志铭》：“始公为学官居馆下，辞章一出，名动京师，诸贵要人争客之。时为宰相者横甚，强欲知公，不旦得祸。公为其荐达，宰相败，用是得罪。”[2]事实上，当时的名士葛胜仲也对陈与义极为欣赏，也有助力[3]。貌似颇有官运，陈与义实则是陷入是非之所，《三朝北盟会编》：“自崇宁初，蔡京辅政，首乱旧章，排斥异巳，汲引同类，待以不次，朝脱冗散，暮翔严近，常情鲜克自重，于是枉道求合，汨丧廉耻，靡然成风。”[4]沦为权贵附庸的士人随着权贵的倾轧进退而荣辱难测[5]。当时士风已经败坏，陈与义能够做的就是洁身自好，在政治上保持退守的姿态。《十月》：“十月天公作诗悲，负霜鸿雁不停飞。莽连万里云一去，红尽千林秋径归。病夫搜句了节序，小斋焚香无是非。睡过三冬莫开户，北风不贷芰荷衣。”《漫郎》：“漫郎功业大悠然，拄笏看山了十年。黑白半头明镜里，丹青千树恶风前。星霜屡费惊人句，天地元须使鬼钱。踏破九州无一事，只今分付结跏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