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乐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及其思考

　　摘要：音乐学研究的是有关音乐的—切事物，它包括人类历史的和当今的全部音乐成品和音乐行为。书中提到：“音乐学是运用各种学术性方法研究有关音乐的一切事物的学术领域之总称”①，西方国家对于音乐学的研究和发展迄今为止都走在世界前列，而作为后来者的中国在对音乐学的研究上如初涉者般，在浩如烟海的西方音乐学领域里，难免会存在滞后性。

　　关键词：西方音乐学；历史发展；认知

　　一、西方音乐学理论的历史发展

　　从各个方面对西方音乐学进行学术探讨，古已有之，从古到今，形成了所谓的音乐学发展主要分为了三个历史阶段：“前学科”时期（1885年前），“阿德勒体系”时期（1885-1960年）和后“阿德勒体系”时期（1960年后）②。如果要具体化，真正考虑将音乐分门别类进行专门研究，并加以体系化，从而形成音乐学这门学科，则是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以F.克吕桑德于1863年所编《音乐学年鉴》作为西方近代音乐学的发端。克吕桑德在该刊第1卷的序文中，强调了音乐研究应具有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同样水平的准确性与严密性。1885年，奥地利音乐学家G.阿德勒发表了论文《音乐学的领域、方法及目标》，将隶属音乐学的各种门类划分为两大部门，第一部门为历史的音乐学，包括音乐通史与各种专业史；第二部门为体系的音乐学，包括可应用于音乐不同领域的法则，如研究和声、节奏、曲调的法则，音乐美学与音乐心理，音乐教育学与教学法，对音乐民族学及民俗学的比较研究等。另外又列出这两个部门的辅助学科，如历史部门的文献学、传记学、史学、文学史、哑剧及舞蹈史等；体系部门的音响学、生理学、逻辑学等等。他的分类法成为以后德奥系统音乐学分类的基本依据。

　　迄今为止，音乐学已出现多种体系，其中比较重要的有H.里曼在《音乐学概论》中将音乐学分为5个部门，即音响物理学、音响心理学、音乐美学、音乐理论及音乐史研究（比较音乐学）。里曼体系的特点是强调了音乐史与音乐理论，认为音乐美学是理论中一种思辨的学科，而音乐理论实际上接近于应用音乐美学。H.J.莫泽尔（1889～1967）则将音乐学按四个方面的关系来分类，即：①哲学的音乐学，即音乐美学。②自然科学的音乐学，其中包括音响学、音响生理学、音响心理学、音乐工艺学。③民俗学的音乐学，包括比较音乐学与乐器学。④精神科学的音乐学，即西洋音乐史。至于狭义的音乐理论则列为实践方面的理论，与上列各项并列。莫泽尔体系的特点是将音乐学与一般艺术学联系起来，而以音乐史为其重点。

　　“根据《新格鲁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对音乐学的三种阐释，而今学者对音乐学的丰富释义是：音乐学作为一种求知的学术形式，学术性的研究过程是它的存在方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艺术结果的音乐现象和与这一现象发生关系的人；音乐学的研究是多视角的观察和思考，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社会一文化语境中进行探究乃是当代音乐学在西方的基本学术走向”。③在西方音乐学于近代一百多年的不断探索的时间里，汇集了德国、英国、美国等地区的各领域专家的众多思路、方法和研究成果，相同的背景是其交流的基石。包括设立学科，确定研究目标，提出研究方法等，都是在西方音乐悠久的历史积淀下进行的。德国深刻的思辨性思维，体现在其音乐学学科始创与之后的各种音乐、各种分析理论中；英国经验主义性的音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得以产生《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大词典》，这也是预示着西方音乐学在如今也一直在朝一个很好的未来方向发展。

　　二、对于认知中的西方音乐学发展的思考

　　在19世纪前后受西方近代史学影响，音乐理论更多是以历史研究为核心，辐射并促进音乐研究在各个领域的突破，最终形成“音乐学”这门总体学科。在当代，欧美国家的音乐学发展已经超越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并与比较音乐学、音乐美学等“体系性”学科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这对调整长期以来的“历史性”压倒“体系性”研究的局面是有利的，音乐学的学科建设朝着比较完整、合理的理论设计框架靠近。西方音乐学在近代一百多年的不断探索中，汇集了德国、英国、美国等地区的各领域专家的众多思路、方法和研究成果，相同的背景是其交流的基石，包括设立学科，确定研究目标，提出研究方法等，都是在西方音乐悠久的历史积淀下进行的。尤其是德国深刻的思辨性思维，“现在人们通常认为这门学科的确立开始与德国音乐学家克里桑德（F.Chrysander）在1863年编撰的《音乐学年鉴》”④，他中间提到了音乐学应与“实证科学”相联系，当时的这个理论在现在的音乐学理论研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尽管西方国家的音乐学研究各具特色，但它们的音乐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国家间的交流和学习伴随着学科的发展从未停止。有一点必须认识到，在西方，一百多年前，德国学者以阿德勒（G..Adler）和里曼（K.W.Riemann）为代表，就界定了音乐学学科并划分了相关子学科，音乐学的研究理论框架早已存在于学者的心中，而且不同国家参与研究的学者专家数不胜数。在认识日益加深的历程中，虽没有绝对的领导人物得出了决定性的绝对定论，但仍有不少关键人物从中起到了推动作用，而由他们定下的理论研究框架，甚至在我们现在看来也是符合研究学问的逻辑的。再者，以实证性为主要特点的“历史性”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占据研究者的大部分精力时，“体系性”方面的研究问题同样被一些学者提了出来。实际上，确有不少音乐的先行者做出了令人欣慰的榜样。伴随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提高，音乐学界的学者们在认识、批判的同时给以辅佐充实和延伸探讨，一统弃旧维新的观点使研究成果日臻完善，由此培育出西方音乐学日趋走向成熟。

　　注释：

　　①日本《新音乐辞典》，“音乐学”条目，1977年

　　②李方元，《西方音乐学：“阿德勒体系”及其三个历史阶段-特征与文化阐释》，音乐研究，2015（1）

　　③孙国忠，《当代西方音乐学的学术走向》，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

　　④俞人豪，《音乐学概论》，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P4

　　参考文献：

　　[1]孙国忠.《当代西方音乐学的学术走向》.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

　　[2]张萌.《探寻解读西方音乐的中国视野——中国西方音乐学第二届年会在西安召开》.人民音乐.2007（7）

　　[3]俞人豪.《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