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文章重新审视了医学模式的定义，提出了“后生物医学模式”的概念，并对近年来医学模式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后生物医学模式的各种概念中共识程度最高的，但也存在不少分歧——研究者们纷纷提出了各自“理想”的医学模式，如“基因、生物、心理、自然、社会医学模式”、“自然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伦理医学模式”、“协同医学模式”、“大生态医学模式”、“四维空间医学模式”、“环生物医学模式”、“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全息时空系统医学模式”等，并对这些医学模式一一进行了评价。此外，作者还对医学模式研究中出现的两种错误倾向：滥用“医学模式”概念及对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盲目自恋现象提出了批评。
[关键词]医学；医学模式；后生物医学模式
医学模式（模型），从字面上看，是指医学自身形态及人类医药活动的行为方式。由于医学包括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所以医学模式也就包括医学认知模型（medicalmodel）和医学行为模式（medicalpattern）。前者是指一定历史时期人们对医学自身的认识，即医学认识论；后者是指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医药实践活动的行为范式，即医学方法论。医学模式是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理论概念，常用语言文字或图像表示。医学模式一经形成，便会成为医学实践的指导。
由于医学模式是人们对医学实践的抽象概括，因此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会提出不同的医学模式概念。例如关于古代医学模式就有多种表述：经验医学模式、神灵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机械论医学模式、僧侣医学模式、弥散医学模式、古代朴素的整体医学模式等等；关于现代医学模式更是争论不休，如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环境生态医学模式、整体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伦理医学模式、生物心理自然社会医学模式、多元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大小宇宙相应模式、全息时空系统医学模式等等。
通过对医学模式研究成果的整理，不难发现关于近代生物医学模式的共识程度是最高的，几乎没有争议，而古代医学模式和现代医学模式则是争论较激烈的两个领域。至于对古代医学模式的提炼，属于历史学范畴，其价值主要在于认识历史的真实；而对于现代医学模式的研究，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问题，其价值不仅在于对现代医学模式进行被动的认识，而且还要对现代医学模式进行主动的设计和定位，使之更加真实、更加合理，从而引导医学实践朝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两者比较，后者意义重要重大。所以，本文将对学术界关于现代医学模式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再现现代医学模式研究概况，以便形成对现代医学模式的更高程度的共识。
事实上，在诸多关于现代医学模式的研究中，研究者并不只局限于“现代”这一时间概念，而是在对现代医学模式进行概括的同时竭力设计人类医学的理想模式，而这一理想模式已远远超出“现代”这一时间范畴，更多的是对未来医学模式的设想。因此，为了更准确地表述这一历史阶段的医学模式，我将其统称为“后生物医学模式”。后生物医学模式（post-biomedicalmodel），就是指生物医学模式以后的医学模式。它不仅包括现代医学模式，而且包括未来理想的医学模式。
1、关于后生物医学模式的共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在人们一致检讨生物医学模式的缺陷时，一种更为合理的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biopsychosocialmodelofmedicine）实现了对生物医学模式的超越。最早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是美国罗彻斯特大学精神病学、内科学教授恩格尔（GeorgeL.Engel），他1977年在“Science”上发表了题为“TheNeedforaNewMedicalModel：AChallengeforBiomedicine”的论文，对生物医学模式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他指出：“Thedominantmodelofdiseasetodayisbiomedical……Itleavesnoroomwithinitsframeworkforthesocial,psychological,andbehavioraldimensionsofillness”.[1](P130)“Toprovideabasisforunderstandingthedeterminantsofdiseaseandarrivingatrationaltreatmentsandpatternsofhealthcare，amedicalmodelmustalsotakeintoaccountthepatient，thesocialcontestinwhichhelives，andthecomplementarysystemdevisedbysocietytodealwiththedisruptiveeffectsofillness，thatis，thephysicianroleandthehealthcaresystem．Thisrequiresabiopsychosocialmodel.”[1](P132)
关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这一认识最早是在1981年的第一次全国医学辩证法讨论会上被介绍到中国，[2]（P4）引起了国内对现代医学模式的关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凭着比生物医学模式更科学的内涵，很快赢得了多数人对它的认同。如今许多人不假思索地把“现代医学模式”等同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至于多数关于现代医学模式的研究成果都只是从不同角度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合理性做进一步诠释，也有不少学者只是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作了探讨，而很少有人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是否存在缺陷产生过怀疑。例如崔俊杰的论文《现代医学模式的哲学理论基础新探》(《锦州医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李霁、张怀承的论文《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存在合理性的伦理学分析》(《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4期)，薛瑞华、孙道盛等的论文《现代医学模式的文化取向》(《卫生软科学》1994年第8期)，何国平、邱琳枝等的论文《现代医学模式与思维模式》(《山东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等，这些文章分别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哲学理论基础、伦理学依据、文化取向、思维形式等方面对其合理性做了进一步解释。又如徐任霞、胡怀明等的论文《试论医学模式的转变与重新设计和培养21世纪医学人才》(《预防医学文献信息》1997年第2期)，王国富、梁振洲等的论文《医院转变医学模式的十点建议》(《医学与哲学》1997年第7期)，段钟平、刘青的论文《运用现代医学模式指导生物人工肝的临床应用》(《医学与哲学》2001年第11期)，王小燕的论文《医学模式的转变促进健康观念的更新》(《医学与社会》1999年第5期)，王慧、林汉等的论文《浅析新医学模式下的职业道德建没》(《中国医学伦理学》1999年第3期)等，这些文章分别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医学教育、医院管理、临床医疗、健康观念、医学道德等方面的要求做了探讨。上述研究成果或偏重于对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进行理论阐释，或偏重于强调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医药实践活动的指导意义，其前提都是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全然接受。
通过“中国期刊网（清华同方医学院镜像——医药）”检索（2005年2月28日），自1997年以来关于“医学模式”的研究论文共有236篇，其中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合理性做进一步说明的28篇，占总数的11.8%，强调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的173篇，占总数的73.3%，两者合计为85.1%。这表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确是后生物医学模式的争论中的最强音。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后生物医学模式的争论中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共识程度是最高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的声音。一些学者在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作深入研究的同时，也揭露了它的许多缺陷，并各自提出了自认为更合理的医学模式，从而形成了关于后生物医学模式的争鸣景象。
2、关于后生物医学模式的分歧：诸多医学模式的争鸣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是以人类的疾病谱以及健康观念的变化为依据的。这一模式认为导致人类疾病的不只是生物因素，而且还有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因而治疗方法除了传统的生物学方法以外，还应当包括社会科学法和心理学方法。认真分析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被提出的思维方法，我们不难发现依然是西方传统医学所奉行的“分析、还原”方法。它考虑到致病因素并不只是生物因素，但却没有考虑到所有致病因素；它考虑到了治病方法不只有生物学方法，但却没有考虑到所有的方法。由于没有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所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难免也存在一些缺陷。
一些研究者认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所考虑的致病因素和治疗原则不够全面，因而提出了“更加全面”的医学模式。如卢焯明、陈诗慧等提出了“基因、生物、心理、自然、社会医学模式”，张守诚、梁兆科等提出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日本的池见酉次郎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伦理医学模式”等。卢焯明、陈诗慧指出：“尽管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取代生物医学模式的趋势已成必然，但在内容上仍有不完整的地方。为此，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基因、生物、心理、自然、社会医学模式。”[3]（P18-20）他还对这五个因素与人类健康与疾病的关系做了详细论述。认为“基因与人类疾病的关系异常密切，尤其对于今天的人类疾病谱，基因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它生物因素”，因而强调在医学模式中增加基因因素。梁兆科指出：“目前倍受推崇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按照前述医学模式的两层含义来理解，仍存在很大缺陷。笔者认为，能全面和深刻反映现代医学实践和认识的医学模式就为‘自然——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4]（p368）他认为这一模式既能全面地反映人的本质，反映影响健康和疾病的因素，也能全面概括当代医学实践领域，并能给健康下一个较完美的定义。日本学者池见酉次郎1980年通过对25名患者的致病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生物心理社会伦理致病2名(8％)”[2]（P11），于是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伦理医学模式。
事实上，上述研究者虽然指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缺陷并予以“纠正”，但其思维模式并没有改变，依旧是“分析、还原”模式。如果思维方式不变，即使罗列N个影响人类疾病与健康的因素，在“医学模式”前加上N个修饰语，也不可能穷尽影响人类疾病与健康的所有因素，这样的医学模式仍然存在缺陷。他们对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批评难免会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嫌。而且他们所提出的所谓补充“因素”，事实上已包括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之内。例如“基因、生物、心理、自然、社会医学模式”中的“基因”、“自然”因素和“自然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的“自然”因素已包括在“生物”因素之内。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的缺陷主要在于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而过分强调人的自然属性，而自然属性固然包括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体内的各种自然组成部分(包括基因)。同样，“生物心理社会伦理医学模式”中的“伦理”因素也应当属于“社会”因素的范畴，“伦理”的实质就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所以，上述几种医学模式并没有超越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相反还没有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概念表述那么简练。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看到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存在缺陷的根源——以“分析、还原”为特征的线性思维方式，他们在以“整体性、联系性”为特征的系统思维方法指导下提出了有别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医学模式概念。如顾跃忠、汪开提出了“协同医学模式”，陶功定提出了“大生态医学模式”，谢宇峰提出了“四维空间医学模式”，孟宪武提出了“环生物医学模式”，匡调元提出了“天、地、人三才医学模式”，李恩昌、会德全提出了“全息时空系统医学模式”等。下面分别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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