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生命科技发展中的伦理价值冲突

　　【论文摘要】：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带来伦理的较量，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价值偏离，并引发激烈冲突。文章重点对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价值冲突的主要表现、特点和内在成因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力图寻求和揭示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在发展中追求的内在价值和新的平衡点。
　　【论文关键词】：生命科技发展伦理价值冲突
　　人类一直在科学技术与社会伦理的撞击与融合中寻求发展，而一次次的撞击无时不对科学技术与伦理的发展起到引导和促进作用。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没有什么比生物医学科技制造出更多新的伦理难题了。一方面，生命科技在研究生命现象及其本质、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拓宽了我们的视野，生命科技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人类有可能进入一个按照自身需要改造和创造生命及新物种的科学领域，它标志着人类在更深层次上认识自身有了坚实的科学依据。但同时，随着生命科技的深入发展和广泛运用，传统的生命伦理秩序被打破，并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价值冲突的主要表现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尤其进入到了21世纪，生命科技得到了飞速发展。但正由于其发展往往具有超前性，而生命伦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又往往滞后，再加上社会舆论对生命科技的鼓吹，以及别有用心社会力量的诱导，生命科技与生命伦理的碰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当前其冲突的主要表现。
　　1.生殖干预技术遭遇伦理困惑。一般意义上的生殖干预主要是利用生物医学技术在生命体诞生过程中对生殖各环节实施有目的行为影响，如人工授精、试管婴儿、设立精卵库、代孕技术、避孕技术等。2002年2月，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伦理学中心主任斯科特.盖尔芬德博士为此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关于人造子宫和设计婴儿伦理问题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名称叫《自然母亲的终结？》，言下之意是随着人造子宫的研究向前推进，那种在母亲中怀胎分娩的自然生育方式或许会终结。”不可否认的是，从医学角度来讲，人造子宫（如果技术上可行）确实能够解决人类生育中的某些难题，但人们也对人造子宫技术所牵扯到的法律、伦理、道德等问题不得不表示担忧。其实，这反映出的是人们一直以来对生殖干预技术的担心。一方面，因为“这种人为的干预打破了自然生殖规律，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遗传性状，使生命的产生具有强烈的‘人为’色彩，使人成为生殖的选择者、设计者和干预者，这种方式必然会引起人们关于生育模式的思维方式的改变。”另一方面，它还冲击人们传统的生育观念，给父母子女亲情的严格定义带来疑问，对“血缘”亲情关系定义直接构成挑战，还关系到各种社会权益保障问题，引发夫妻关系、夫妇的权利与义务、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等一系列的道德问题。可见，生殖干预技术不仅有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且要以对传统观念（尤其是宗教文化和伦理观念）的突破为前提。
　　2.“克隆技术”引发伦理价值的反思碰撞。从克隆人体胚胎，然后到克隆人，克隆技术的不断突破，生命科技不得不面对社会价值的两难反思，引发科技与人性的深层次的争论。就目前来看，世界宗教界、民间和政府大都不反对用于医疗治病的胚胎克隆，但绝大多数明确反对克隆人。2002年4月，美国前总统布什呼吁参议院通过法律，禁止克隆人类，包括禁止克隆用于研究的人类胚胎。布什在一次向175名医生、科学家、议员、宗教界人士和残疾人的演讲中指出：生命在于天然创造，而不是日用品。生物工程技术的进步不能以牺牲人类的良知为代价，当我们寻求可能发生的事物时，我们必须记住问一问什么是对的，我们不能忘记即便是最神圣的结果也不能用来证明手段是对的。在美国，曾有一个民意调查显示，有五分之四的人都反对克隆人类，但这些持反对态度的人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反对美国联邦政府出资资助干细胞研究。毕竟，克隆出人体器官用于移植的治疗思路太有诱惑力。另一方面以美国男科研究所所长授帕诺斯、扎沃斯为代表的三个号称“科学狂人”科学家等社会部分力量仍然坚持并积极从事克隆人的实验和研究。克隆技术这些生物、医疗技术上的潜在风险，以及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冲击，对传统伦理观念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并提出了许多生命伦理学现在还难以解答的难题，而事实上这些难题的提出和解决又需要我们以辩证的目光加以看待。
　　3.“安乐死”面对的生命伦理的质疑。人没有选择生的权力，有没有选择死的自由呢？怎样面对安乐死不仅是一个医学话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人们从伦理、道德、法律等不同维度去思量。东方传统和西方的宗教文化表现出来的对待死亡的态度一般是顺应自然，提出要尊重人的生命，要尽一切可能去拯救人的生命。当前人们对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基本规范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因此保护、延续生命的行为被认为是绝对的善，反之，医务人员放弃抢救濒临死亡的患者的行为则是恶，何况是“赐人死亡”的行为。如对于一个垂危不可救治而自身又倍感痛苦折磨的人，采用先进的生物医疗技术去挽救是对这些临终病人的“延长生命”，还是“延长痛苦和死亡”呢？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何在，安乐死是不是符合人类的伦理道德呢?虽然对实施安乐死限定了严格的条件，但有谁能确保安乐死不被滥用呢。正因为如此，大多数国家仍然反对安乐死。目前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但曾一度出现了许多打算安乐死的人涌向荷兰求死的怪现象，这也不得不引发我们可以从新的角度去思考。
　　4.器官移植掀起道德争论的波澜。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陆续开展了人类各种同种器官移植以来，移植数量逐年增加，20世纪90年代以后，移植学出现突破性进展，器官移植日益成为常规手术，同时脑移植也成为医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目前心脏、肝、肾等都已可以成功地移植了，器官移植无疑是医学上的一大进步，也为患病者带来了福音，但面对带来的伦理问题却经常难以给出合理答案。如捐献者与接受者的矛盾；什么时候可以移植？移植后的人社会关系如何定位？等等。就一般移植而言，也面对如移植是否符合传统伦理（特别是对身体、发肤很看重的中国传统伦理）；身体能否成为商品，供体是否可以自由买卖，如何定价，谁有优先权；废弃的病损器官归属问题等伦理争论。一方面社会大力提倡遗体、器官捐赠的风气，以造福别人，但同时捐赠器官必须出于自愿，不得强迫，才是合理的手段。可见，关系器官移植的实施还有不少社会伦理问题要面对。
　　5.“人类基因组计划”与伦理的较量。所谓的“人类基因组”指的是人类体细胞核中一套染色体上的全部基因，它包括约6万到10万个基因。“人类基因组计划”（HGP）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1990年正式启动，于2000年完成了人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2001年公布了人类基因组图谱及初步分析结果，进入全面解析人类基因组，绘制“全基因组序列精细图”的阶段。“基因是DNA上有遗传意义的片段，它携带遗传信息的由成百上千个核苷酸组成，是基本的遗传单位。它决定人的所有形状，甚至包括智力与行为。医学研究还表明，不仅是遗传病，而且许多非遗传病的发生也与人的基因有关。”医学研究还表明，不仅是遗传病，而且许多非遗传病的发生也与人的基因有关。这项工作的研究进展已使我们对于人类自身(人类疾病与健康、包括生育健康)、人类的前途与未来有了新的认识。然而HGP的研究“在建立‘人类知识库’，提高人类生存质量，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社会和伦理道德问题。”如：基因研究和人类的尊严、遗传信息的隐私权及获知权、基因组图谱的信息使用与人的社会权利、基因组信息对个人的影响、基因资源的专利与资源争夺、基因决定论还是非决定论、基因组研究成果应用的不可预测性等。特别是遗传信息的隐私权问题，如当前社会一部分人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一样，若基因歧视再进一步，势必以基因划分人群，所谓好基因、优良基因人群与坏基因、缺陷基因人群，出现新的社会对立和分裂。
　　二、价值冲突的主要特点
　　1.冲击传统伦理。生命科技研究生命现象及其本质、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它标志着人类在更深层次上认识自身有了坚实的科学依据。但随着生命科技的深入发展和广泛运用，传统的伦理秩序被打破，并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对生命本质的重新认识及定义；人为干预生殖过程与自然规律之间的矛盾；如何正确理解遗传、发育、进化的统一性；对健康的重新定位；对民族、传统意识文化的冲击；转基因技术对人类生命健康及社会、环境等方面的负面影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