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环境下的新型社会传播生态(3)

　　构建新的媒介生态的另一关键是构建新型的信息节点。互联网平台上的个体和组织都被高度节点化，节点成为信息联结的关键“接触点”，传统媒体地位下降到与个人一样，成为错综复杂网络中的一个个节点。节点是互联网络中的内容主导者、分享提供者和价值创造者，大致可分为三种：不归属于任何组织的个人、商业或非商业利益组织以及专业新闻机构。
　　平台赋予所有信息节点的技术地位是平等的，都可以连接一切。各节点实际能够联结的数量、辐射的范围和发挥的作用因自身资源禀赋和竞争力差异而不同，并对他者形成影响。节点间的空间分布是流动的，不同节点因为关注共同的议题成为暂时性的集合，平台由无数个流动的小共同体组成，某些节点充当共同体间的信息搬运工。供求关系是信息流动、节点互动的基础，不同节点间呈现合作态势。
　　从内容生产来看，信息供给分化为基础和专业两大层次。基础信息供给数量和种类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移动互联时代，每一个用户都具有成为优势信息生产者的可能，所有当事利益主体、目击者都可以主动生产内容，在减少信息传播中损耗的同时增加信息透明度。人人参与社会表达的新闻生产具有价值多元、去中心化的特征。信息生产和存储成本的下降打破了规模经济生产逻辑，使得非主流的多元信息需求得以满足，发挥了长尾效益。其中，意见领袖、专业新闻机构将扮演信息降噪、过滤、优化、征信的作用。
　　这些信息节点以开放的生产形式与他者互动，内部分工日趋细化，发挥专业化资源优势，提供高度差异化的信息，部分将实现付费的可能；更多的信息节点则用多环节的价值链条以间接和第三方的方式获取利益回报。专业化信息价值筛选不再为少数人的意志服务，而是供求双方自由选择的结果。
　　分享行为首先基于节点对于信息的价值判断，自由分享行为可以创造信息节点间的联系、增加信息流通次数、扩大信息影响范围、提升平台的开放性。互联网实时性信息更新改变了大众的价值判断习惯，不再受传统媒体时期品牌价值凝结的忠诚度驱使，而是接受了新闻信息处于不断完善、从不完美到完美，并在分享和讨论中逐步还原、重塑、修正事实真相的过程。
　　丰富的信息表现形式、多元化的信息来源和专业化的信息解读为分享节点提供判断依据，有助于虚拟对象之间产生信任，提升传播过程中的自净化能力。分享行为还依附于关系传播中，可以增加情感因素，实现中间抵达效果。所有分享节点与内容生产节点共同构成某一新闻信息传播的社会协作。
　　从价值创造看，每个信息节点不仅仅是信息的消费者，更是信息的创造者和分享者。各节点参与分享、创造的行为被赋予公共价值，因而，从彼此的分享、创造中获益。节点的主体地位和自由权的实现、业余参与的价值回报可激发更大的分享欲望，使得大众的闲置时间、闲置知识等各类闲置资源成为全球性资源。
　　节点间自由传播、平等对话的连接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大众认识自我、了解世界、参与社会的认知模式和行为模式，改变了大众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心理关系和互动性质。大流量开放平台改变了传播中信息的意义，使得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共享信息、利益、价值等共同体，从而达到人人参与、价值多元的动态平衡状态。
　　（三）政府角色的转换：从传播机构的管理者到社会传播生态的共建者
　　在互联网逻辑下的新媒介生态中，系统基于共同体作用下达到动态平衡，政府则应充当起全新的“守门人”角色，通过制定规则、搭建平台、共营生态，为系统中每个主体提供最基础的保障与约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媒介管制理应呈逐渐放松的态势，在政治和市场的双重拉力作用下实现渐进式的改革。
　　政府应该在“互联网+”时代发挥怎样的作用呢？在互联网所构造的新媒介生态中，政府的角色不是无所作为了，而应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将自身作为融入大生态中的一分子，它要思考的不再是“我该怎么管理这个系统”，而是“我作为其中的一个行动主体，应该怎么维持这个系统的有序和良性运行”。这种新思路强调的是政府应当理性地放低自身姿态，从“管理组织”进化到“共建生态”，实现容纳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管理。
　　具体来说，政府首先应系统地建立一套最基本的游戏规则，这套规则应该是底线性的、建设性的、保障性的，保障整个系统的稳定和平衡运行。同时，参与协调搭建安全的、开放的、流畅的公共平台，鼓励多种主体共同参与、贡献力量，平衡各方观点和利益。政府不再是站在所有人之上的管制者，而是成为协调者、仲裁者，为系统内的使用者处理纠纷、解决困难、提供公共服务，尤其是政策服务。最后，政府应相信公民的力量，通过不断的教育、培养、赋权，引导公民增强理性运用互联网的能力。只有当政府与媒介生态中的各个主体成为“战友”时，“敌人”便也就最大限度地减少了。
　　总之，互联网是一场革命，它改变了社会中的生产、流通、销售等各个环节，改变了我们的话语方式和行动逻辑，任何国家和社会都在经历着这场革命的考验。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言：“一个国家内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以及发生颠覆性革命活动的可能性，从根本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将一般社会运动体制化的能力。”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它不应该是限制这些改变的发生，而是提高自身将其制度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