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岛还是荒岛: 岛屿离岸金融中心的福利效应分析

　　【论文提要】文章以全球9个典型岛屿离岸金融中心巴哈马、中国香港、巴巴多斯、新加坡、塞浦路斯、巴林、毛里求斯和马耳他为研究对象，使用时间跨度为12年的金融发展变量———协调证券资产调查(CPIS)和外部贷款的面板数据检验了离岸金融发展对岛屿离岸金融中心的福利效应。文章研究发现:岛屿离岸金融发展对岛屿经济体的人均GDP、财政收入和人均储蓄存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失业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在离岸金融发展变量对人均GDP和财政收入的影响中，外部贷款的贡献达到CPIS的数倍之多，表明来自于银行体系的直接贷款要比来自于资本市场的资产头寸在提升岛屿离岸金融中心的福利水平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离岸金融离岸金融中心岛屿经济体福利效应金融发展

　　一、引言

　　岛屿离岸金融中心(IslandOffshoreFinancialCenters，IOFCs)是坐落于岛屿或半岛之上的、拥有大量主要从事非本国居民业务的金融机构的司法管辖区，其主要特征是金融系统同市场所在辖区内的金融体系相分离，且拥有的境外资产与负债远高于国内或辖区的经济需要。从20世纪60年代离岸金融(OffshoreFinance)崛起到2011年，遍布于全球七大洲的91个司法管辖区出现在了监管机构、政客和学术研究者出炉的离岸金融中心名单上，而其中80%坐落于海洋之中的岛屿或岛屿群上。经济学家在研究早期国际金融中心的成因时发现，背靠陆地的沿海地区因航海便利更易于形成市场并扩大贸易，从而积累资金发展金融业，因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港口城市易于发生金融集聚从而形成金融中心。但当今交通并不十分便利的岛屿上却也形成数量众多的金融中心，并在现代国际金融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于是IOFCs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离岸金融对经济和福利的影响由此也得到了广泛的讨论。

　　经济学对于任何一项制度或政策的改变和调整，首先考虑的是其带来的社会福利效应。社会总福利一般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来表示，而福利效应泛指价格或政策变动后的社会福利效果的变化。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特定阶段，诸多岛屿经济体(SmallIslandEconomies，SIEs)在实施了打造离岸金融中心的战略以后积累了大量财富，福利得到了极大的改善。2012年，由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詹姆斯·亨利等进行的“离岸藏匿财富”的分析报告指出，在私人银行帮助下，大约有21万～32万亿美元从各国流向开曼群岛和百慕大群岛等IOFCs①，大规模国际金融资源通过金融集聚作用固化在IOFCs，其可以自主制定各种货币资本游戏规则并方便转移风险损失，IOFCs由此获得巨大的经济福利，成为名利双收的“宝岛”。根据密歇根大学JamesHines教授的研究，IOFCs大多十分富庶。百慕大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人均GDP估计为接近7万美元;开曼群岛、泽西岛、根西岛和维尔京群岛也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加拿大和日本富裕①。巨额财富效应促使拥有较小国内市场的岛屿纷纷建立金融中心吸引离岸资金，特别是一些发展中SIEs。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各地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热情也如火如荼，以海南岛、舟山群岛和福建平潭岛为代表的国内岛屿地区均跃跃欲试。

　　但是，大量资本流经并囤积在IOFCs，在为其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存在着隐忧。一旦离岸资本快速抽离，必然会引起封闭及SIEs金融体系的波动，尤其是当世界性金融危机蔓延之时。而IOFCs已经发生了大量离岸银行倒闭的事件，包括1991年发生的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和1995年的美瑞达国际银行破产案例。于是1996～2006年的11年见证了全球规范离岸金融的努力以及IOFCs的变迁，经合组织(OECD)、金融行动工作组(FATF)、金融稳定论坛(FS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发达国家俱乐部凭借对IOFCs“税收天堂”的指控，发起了大规模对IOFCs的责难和动议，使其自21世纪以来进入到后离岸金融时代。一些IOFCs如瑙鲁等的经济失去活力惨遭淘汰，给当地居民的福利带来了巨大伤害，成为海洋中沉睡的“荒岛”。因此，离岸金融对于岛屿来说是福是祸?SIEs通过发展离岸金融是促进了当地福利增加还是会引致其没落?本文对国际上9个典型IOFCs的福利效应进行分析以期获得实证数据的支持。

　　二、文献综述

　　作为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产物，IOFCs主要向非居民提供国际金融服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较多地从离岸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探讨了IOFCs对区域和全球经济的作用。众多研究发现离岸金融和岛屿之间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大多数IOFCs之所以坐落在岛屿上，绝不是偶然和巧合。Brock和Smawfield(1988)发现岛屿经济或岛国经济内部几乎没有什么经济交易，必然期望引入外部资源以丰富自己的市场和投资;同时相对封闭的经济结构使其天然地拥有金融保密的可能性，因此使得国际金融客户趋之若鹜。Abbott(2000)则指出，小岛面临的诸多经济劣势如人口数量少、高昂的运输成本导致了岛屿地区的规模不经济、市场结构失灵以及专业和管理技能的稀缺，因此它们必须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另辟蹊径开展离岸金融服务。

　　1．国外研究

　　在一般金融服务贸易对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上，Chia认为金融服务方便了商品贸易，在世界经济完全开放(即金融服务自由交易)的情况下，具有最低金融中介成本的国家或地区倾向于提供国际金融服务，但是金融服务自由化的福利影响则具有不确定性，因为金融中介活动使用的资源使得来自商品贸易的收益减少，而金融中介活动不会直接产生福利。在对岛屿离岸金融的福利效应研究中，多数学者分别从增加就业、扩大政府收入、税收竞争等方面进行以下探讨:

　　首先，诸多学者肯定了离岸金融对福利水平的提升作用。对于许多SIEs来说，IOFCs的创设成为它们改变经济劣势的一剂灵丹妙药。Hampton和Christensen考察了拥有离岸金融业务的IOFCs的政府收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情况，发现“无论是在就业(直接或间接)、政府收入还是对GDP的贡献来说，开办离岸金融中心都是一项利润丰厚的活动”。IMF专家Park(1982)认为拥有离岸金融中心的岛屿可以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积累专业知识和经验技能，因此使当地经济更具有国际竞争力，从而有利于当地福利。离岸金融服务增加了整个SIEs的国民财富，使得许多岛屿在短时间内能够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跃升至难以置信的富裕水平。特别地，Hejazi还发现经由IOFCs的投资促进了资本输出国的福利增加。

　　其次，部分学者持有相反观点，强调IOFCs的税收竞争会带来福利损失。由于IOFCs常被视为从其他经济实体攫取税收和其他收益，是依靠税收欺诈和洗钱繁荣起来的寄生物，Hampton(1996)认为正是离岸避税港信息的不透明造成了潜在投资争议和公司造假行为的滋生，离岸区域的存在增加了全球化和在岸腐败之间的协同效应。Cobb(2009)关注了IOFCs对周边国家或地区的税收和金融体系产生的腐蚀作用。PremSikka(2009)则将离岸中心的零税收或低税率与严格的匿名制度联系起来，认为二者促成了资本在全世界的快速流动，从而产生了税收规避、洗钱、资本外逃、放松管制、经济波动等不良后果，进而引发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特别是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通过推动所在国国内资本以各种渠道外逃，之后又流回所在国境内，对所在国货币造成升值压力，严重干扰了经济的正常运行，从而降低了社会福利。

　　再次，由于避税天堂并非全都隐匿着罪恶，它们也能被合法使用，如税收筹划，因此部分学者讨论了关于从税收条约中获得的福利增加，从而产生了一些折衷观点。Slemrod和Yitzhaki(2000)认为人们利用IOFCs减轻税务负担应当被视为公民的合法权利。Hines(2004)则理性地指出，不管是指责IOFCs所取得的财富是牺牲了其他主权国家的利益，还是IOFCs激发了更多的投资和经济活动，我们很难得出税收的多样性是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更加难以评估出IOFCs金融活动的经济效果。Sun(2008)发现资本流入离岸金融中心主要原因是灵活的规则、良好的监管和稳定的政治环境所致，“对离岸金融中心在偷税和洗钱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的批评有些过分了”。

　　2．国内研究

　　国内学者对离岸金融中心的实证研究佐证了离岸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①，但对福利效应的研究并不多见，实证分析更是寥寥无几。仅有苏立峰和潘英丽(2009)利用伦敦、纽约、东京三个国际金融中心及其所在国家的大量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国际金融中心演进水平与东道国福利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业的发展会对东道国的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国家财政收入水平产生显著的正效应，而证券业的发展对东道国福利水平的效应不明显，国际金融中心的演进对降低东道国失业率也没有作用。本又选取多个IOFCs跨度10年以上的面板数据所进行的实证分析显然有着开创性的意义。

　　三、研究设计

　　1．研究假设

　　假设岛屿离岸金融的发展能够增进岛屿经济的福利水平，这样假设的原因在于IOFCs的形成演进过程实际上是金融活动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尽管在理论上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孰因孰果的关系尚存争论，但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基本上得到了公认。从宏观层面来看，金融通过动员储蓄、优化资本配置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引起社会总福利的增加;从微观层面来讲，金融增长通过向经济体提供服务实现金融效应，功能良好的金融体系总是能够向社会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金融服务如资金融通、财富增值、交易媒介等，以此促进生产和交换，从而增进福利水平。

　　2．研究对象

　　在分析IOFCs福利效应的样本选取上，我们从世界上数十个IOFCs里选取了巴哈马、中国香港、巴巴多斯、新加坡、塞浦路斯、毛里求斯、巴林、巴拿马和马耳他共9个典型的IOFCs作为研究对象。首先，这些中心的地位举足轻重，广泛地影响了区域经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多年来经营稳健，已经跃居世界金融中心的顶级位置①，在国际金融市场拥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塞浦路斯、毛里求斯和巴哈马的排名均位于世界十大离岸金融中心之列②。其次，9个样本具有明显的地域代表性。其中既有来自传统离岸业务盛行的美洲加勒比地区(巴哈马和巴巴多斯)，也有镶嵌于地中海并能够代表欧洲新兴业务的后起之秀(塞浦路斯和马耳他);既有来自看似遥远贫穷的非洲(毛里求斯)，更有来自亚太地区、未来“中岸”崛起区域的新加坡、中国香港以及盛产石油的中东的巴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