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秦国商鞅变法的内容对我国农业改革的启示(2)

　　二、商鞅变法经济政策的实施

　　（一）“为田开阡陌、封疆”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商鞅宣布“开阡陌、封疆”，就是废除旧的井田制的阡陌封疆，即标志着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的彻底废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土地私有制制度。并且废止“田里不鬻”的原则，准许民间买卖土地。与此同时，商鞅又发布了“制辕田”的命令。变法之前辕田制，是国家分配给农民的耕地区域是不固定的，需要按照传统，定期轮换，一般是三年。这样势必会直接影响农民对耕地的劳动热情和肥力投资。因此商鞅作出新的规定：国家分配给农民的土地，不必再如之前定期更换，而是可以由农民终身使用和占有。如果土质不好，确需要休耕轮种，可在自己占有的耕地里进行。土地的稳定极大的刺激了农民的劳动热情和肥力投资。“制辕田”是一项十分有效的增产措施。

　　（二）“初为赋”

　　商鞅变法之前，赋税征发的根据是土地的多寡，即按照一定的土地向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征收实物，或者征发军役。但是随着封建土地的私有化，出现了两种人，一种是“无立锥之地”的贫民，另一种便是富商大贾，这两种人都和土地无关，如果还按照以土地为衡量标准的征税方式，显然不适应当时的社会状况。因此秦孝公十四年（公元前348年）发布变法中一项重要内容——“初为赋”，以人口为计算对象，按照人口来征收赋税，也就是所谓的人头税。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人头税。按照此法征税，扩大了税源，使无地的富商大贾也在被征之列，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三）“平斗桶，权衡，丈尺”

　　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又发布统一度量衡的命令。“权衡”指的是计量重量的衡器，在秦代又被称为“秦权”，1973年在苘山出土的秦代铁权是秦始皇在全国统一度量衡时统一铸造的衡具，全国仅存有两枚，系稀有文物。“斗桶”便是计算容积的衡器，“丈尺”是计算长度的单位。有的人认为其目的无非是加强对人民的剥削，但是黄中业先生在《战国变法运动》书中说道：“这条法律主要是服务于实行统一的赋税制度和俸禄制度，是发展社会经济即富国的需要”。这项法令可以使广大劳动人民免受因度量衡制的混乱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最重要的是对于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有着积极的意义。

　　（四）重农抑商

　　为了奖励耕织，商鞅发布重农抑商的法令。即“□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力本业”指的是从事农业生产和织帛，即耕织。凡是由耕田和纺织而生产粟帛多的人，则可免除自身的徭役。而“致粟帛多者”指的就是小农中的富裕户，国家对于这部分人给予奖励，无疑会刺激他们农业生产的热情，而且也会造成农村中的两极分化，即“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也是封建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有利于在小农中造就一批新兴地主阶级。由于变法之前的赋税征收政策是以土地为征收依据，并且战国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业利润要明显得高于农耕利润，因此导致一大部分耕田者弃农从商，使农业人口减少，无人耕种的荒地越来越多。加之大商人对市场的垄断和在粮食贸易中的囤积居奇，严重地侵犯了小农的利益，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就与“耕战”为主要内容的富国强兵政策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因此商鞅“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即凡是经营商业及怠惰而贫困的，要连其妻子儿女一同没入官府为奴隶。总的来说，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使平民有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可能，同时也有全家沦为奴隶的风险。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逝。商鞅变法侵犯了守旧派贵族们的利益，因之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商鞅失去变法的强有力支持者——秦孝公，后车裂商鞅以平息保守派的怒火，但变法却得以继续实行下去。这也就是商鞅变法在诸国变法中最为突出的地方，那便是商鞅虽死秦法未败。

　　三、商鞅变法经济政策中重农抑商的影响

　　纵观商鞅变法所实施的经济政策，犹以重农抑商政策在当时最为重要，对后世最具影响。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一出，将农业的地位置于商业之上，压制了商人的地位。扶植了一大批新兴的地主，使其成为小农经济中的中坚力量；奖励耕织，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封建经济的增长使以“耕战”为主题的富国强兵的变法得以继续推行；变法的继续推行，使秦国的地位得到了明显上升，提高了秦国的综合国力。商鞅变法中重农抑商政策，到后来发展成为古代中国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主要表现在：1.历代的最高统治者及统治阶级都反复强调农业为本业，商业为末业；2.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的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3.强化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人口流动；4.从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业活动：限制商人的政治权利，堵仕途之路，不许其后代做官；利用税收制度惩罚商人；对重要行业采取官营，不许商人染指；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限制，对其穿衣、建房、乘车都有歧视性规定。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重农抑商虽然有着利于农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诸多好处，但是“重农抑商”政策也导致地主官僚不断兼并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破产流亡，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造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地主官僚集团也因疯狂兼并土地而更加腐败。到了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而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这些做法，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了国家落后，也使其失去了最初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