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中祥林嫂形象的女权主义解读(2)

　　在中国传统男性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女子素来作为附属于男性的第二性出现，她们以满足男子需要为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恪守贤妻良母，传宗接代；遵从“一马不配二鞍”、“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信条。样林嫂“出格”的“闹”、“嚎”、“骂”实质上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虔诚的尊从。她“反抗”得愈强烈，说明她对封建礼教贞操观念的信守愈真诚、彻底。“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在祥林嫂看来，只要能按照封建道德观念做一个干干净净，本本分分的女人，任何沉重的苦役都是可以坦然接受的。男权文化的侵蚀性使得女性不仅接受其道德规范的要求，以此作为自身的行事标准，并且成为了这种价值标准的自觉或不自觉捍卫者。祥林嫂第二次到鲁四老爷家，隆重的过年祭祀活动中，鲁四老爷警告四婶，不要祥林嫂碰着祭祀品，当听着“你放着罢，祥林嫂，”的慌忙声时，对祥林嫂来说，那是冬天的霹雳，那是本已化脓的伤口又被撒下的一把盐。她没有半点哭泣，因为有泪无处抛，洒向人间都是恨，她没有一句言语，因为忧怨无处诉。“社会里，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此时的她唯一的抉择是默默的走开。可以看出，深深根植于祥林嫂的头脑之中的顽固的贞节观念这一男权社会判断女性价值的至高标准，泯灭了她做人的根本。“社会上多数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不节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随便什么人的唾骂，无主名的虐待。”于是祥林嫂忍受着别人的嘲笑，整日闭着嘴唇，默默地跑街、扫地、洗菜、淘米。在男权社会里，男性不仅在两性关系中是征服者，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既唯我独尊，在人的本能欲望上又渴求女性。中西传统文化中的贤妻良母，泼妇淫妇，红颜祸水，才女佳人这几类女性典型，都是按照男性的心理期待、男性的性别恐惧来展开想象的，而不是按照女性自我的生命逻辑来设置的。这种设置或想象是根据男性利益原则而不是女性自身的利益原则来建构的，因而常常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紧箍儿咒，对女性生命的嘲弄与摧残。

　　祥林嫂赎身后仍得不到鲁四老爷的认可，得不到镇上人们的怜悯，反而成了鲁四老爷眼中不干不净的草种，成了镇上人的嘲弄物。西蒙·德·波娃提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吉尔伯特则进一步指出，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所创造的女性形象，是大不相同的：在男性作家笔下出现的，常常不是天使就是妖妇，而不论天使还是妖妇，都是不真实的，都不过是男性以不同方式对女性的歪曲或贬抑。在祥林嫂周围，没有一丝同情，未得一分温暖，歧视和讥笑不够，损害和侮辱没完，还怀着下地狱见到两个男鬼的森森恐惧。在人间，得不到人的待遇，到阴曹，要接受阎罗大王的锯身。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受尽了世道的折磨。身体垮架了，理智不清了，于是背着精神的负重孤独寂寞地离开了那个龌龊的社会。柳妈是小说中善女人，吃素，不杀生，只肯洗器皿。她和镇上其他女人咀嚼赏鉴了祥林嫂的许多悲哀后，早已烦厌和唾弃了。祥林嫂的命运被玩弄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柳妈一席善意的话，一条“门槛”，一条需要花尽祥林嫂一生的血汗的“门槛”，“给千人踏，万人跨，”这是祥林嫂想谋求改变她在鲁镇人心目中的形象，这是一次令人心碎、欲哭无泪的灵魂救赎，希望能让鲁镇人接受她、承认她。这次内心的赎救并没有改变她在众人心中的形象。这条“门槛”使挂在生与死的悬崖间的祥林嫂似乎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可是，“门槛”这条救命稻草变成了不断抽打祥林嫂“芦柴棒”般的躯体的铁索，更像一根紧紧捆绑着祥林嫂押向灵魂审判台的铮亮脚镣。当按封建迷信的说教去祈求解脱的一丝希望破没后，祥林嫂毅然选择了在鲁镇祝福之时，主动离开那个冷酷的世界。啊！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人间。

　　（作者单位：贵州省都匀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