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男性形象塑造中的女性意识(2)

　　首先，作家自身的人生经历使得她更有可能对男性抱有清晰冷峻的认识。张爱玲自幼父母离异，父亲的行事不堪使她没有了对父亲的崇拜，虽说张爱玲的家庭原本是个声名显赫的大家庭，然而，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处于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张家原来的荣耀辉煌早已随风逝去，取而代之的是衰败的家族里的一群落寞的遗老遗少的长长的叹息。张爱玲处于时代的“遗弃人群”之中，自然对这一类人群有着更深切真实的感触。海明威曾经说过：“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不愉快的童年。”张爱玲不幸的童年显然让她产生冷漠薄情的人生观，习惯用多疑敏感的眼神冷冷地看待周围的一切。除此以外，对张爱玲一生影响极大，并可以用“轰轰烈烈”四字来形容的一段经历是与胡兰成的感情纠葛。胡兰成在第一次见张爱玲时便是以崇拜欣赏的心态去的，而胡兰成自身的才情也很快使得张爱玲陷入了对他的迷恋之中。此时的胡兰成已经是有妇之夫，但爱情毕竟让人盲了眼乱了心，张爱玲还是义无返顾的与胡兰成开始了正式的感情关系。当胡兰成被国民政府通缉之时，张爱玲带着她的几乎全部积蓄去找胡兰成，然而，胡兰成毕竟是个多情的情种，当张爱玲赶过去之后，才发现胡兰成早已不爱自己了。事实上，几乎每一次离开张爱玲之后，他都会与其他女人产生关系。张爱玲在此段感情之中，受伤颇深。她用情深而久，却被胡兰成一再的背叛抛弃又重新拾起。纵然张爱玲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好似是不计较胡兰成的这些行为，一而再再而三的原谅他。但这样的反反复复在洞若观火的作家心里一定是清晰明了的，而这样的清醒也使得她在心里受伤更深。等到张爱玲终于能够下决心离开胡兰成之时，她表示自己已经是如同燃尽的煤炭，再也不可能燃烧起来了。这样的人生经历使得张爱玲摒除了女性通常对男性所抱有的幻想，反而使得她能够客观冷静的审视男性，继而在她的笔下的男性形象们都被无情地揭开了虚伪的外衣。

　　此外，作家在创作阶段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上海这座城市。而这座城市在中国本身就是特殊的，尤其是在作家进行创作的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与国外接触最多的港口型城市，这两个城市是最锐意革新的，是最不甘于封闭自守，各种文化的交汇地带，因而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总的来说在认识上、观念上、思想上也是最多元化并最激进的，所谓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与束缚也比其他城市的居民要小的多。而在最先被外来文化带动的同时，也会是最先被外来文化中不好的一面所污染。在这样的城市氛围内，不论男性女性，都有很大一部分人确实在客观上有一定的人格扭曲，自我道德约束上也没有那么严格。加之新时代带来的繁荣景象从上海外滩蔓延开来，整个城市一片流珠溢彩，另一方面，在城市的巷陌深处，贫穷落后的街舍满目疮痍。这样强烈的对比为整个城市注入了一剂悲剧性的色彩，更不用说对这样一个城市里挣扎生活着的人们而言了。现时中的环境背景就是张爱玲笔下冷漠无情的世界的客观来源。而正如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所说的一样：“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民的秘书。”[9]同样作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张爱玲在在自己的作品取材中很大一部分也是来源她身边的人与事，对此，其弟张子静曾在《<金锁记>与<花凋>的真实人物》中提道：“她的小说人物，可以说俯拾即来，和现实人物的距离只有半步之遥。在她身边生活的知情者，一看她的小说就知道她写的是哪一家的哪一个人。”可想而知，张爱玲笔下的姜季泽、乔琪乔以及范柳原他们来自何方，又将有着怎样的命运走向。

　　并且，作家主观上也自觉觉醒了其独特的女性意识。张爱玲在1945年2月27日的下午于其在上海的寓所内，曾和当时另一个颇负盛名的女作家苏青一起，与记者就一些她们对妇女问题的一些看法进行过一次交流。在期间，张爱玲曾表示：“家庭妇女有些只知道打扮的，跟妓女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张爱玲的“女性思想”也并不是完全主张女性外出工作做职业妇女之类的，在那次谈话中，张爱玲还表示道：“前两天在报上看到关于菲律宾的一个岛上，女权很高，因为一切事情都由女人来做，男人完全被养活，懒得很，只知道斗鸡赌博。那样的女权我一点都不羡慕。”由此可见，张爱玲在男女地位问题上主张的其实最不偏不倚的中正立场，即男女平等。看似简单的男女平等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从没实现过，而张爱玲虽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式大家庭长大的人，却受儿时一直西化的教育影响，在男女关系问题上，并不是一味的抱有保守的老式思想，而是接受了西方先进进步思想，并且结合当时的时代呼声，以及作家本身作为女性几乎是无意识的为女性权益的呐喊，使作家在不经意间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并在文章中自然而然的传达出了女性主义的思想。

　　在那个敏感而动荡的时期，张爱玲在沦陷区上海，几乎是闭门造车的对三四十年代的沪港洋场进行描写与创作。四十年代的上海，日本侵略者也好，汪伪政府也好，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在全身心的关注革命与战争，为各自的目标与利益而忙碌，至于文学艺术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政治尚且还没有对其进行侵蚀和管制。柯灵对此评价道：“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张爱玲把握住了她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只说起自己想说的传奇故事，相比于其他同时代的高呼女性解放女权主义的女作家，张爱玲似乎对这些政治性运动避而不谈，她几乎很少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她一向坚持的是以日常生活中的人来作为书写对象，而她笔下的这些人物形象们大多都在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饰包裹自己丑陋自私的内心，不论是姜季泽这样的遗老遗少，还是乔琪乔这样的公子哥儿，抑或是佟振保这样的普通市民，这些男性内心见不得人的欲望在张爱玲的笔下毕露无疑，他们自私冷漠，视女人为利益上的竞争对手、把玩的物件或战利品。张爱玲丝毫没有替他们遮掩哪怕一点点，几乎是血淋淋的将男性们内心不堪的那一面完全的剖开，展现在世人面前。这种对男性由“仰视”到“俯视”的视角转变，从中国女性们居住了千百年的由男权话语构建的乌托邦里以高傲的姿态走出来，并且一个转身，视这些男性为“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的姿态，都成就了张爱玲独特的女性意识。而在张爱玲笔下这被捅开了天窗的世界里，尘世的喧嚣混杂着人生的惨痛与生命的琐屑卑微，和着张爱玲与生俱来的敏锐细腻而又绝情犀利的女性视角，那独具失落、荒诞、苍凉的女性意识所传达出的恐怕是来源于女性内心的更深层次的呼唤与呐喊。

　　参考文献：

　　[1]钱虹，《女性与性别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2]张抗抗，《我们需要两个世界》，载于《文艺评论》，1988年，第1期

　　[3]乔以钢，林丹娅主编，《女性文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4]张爱玲，《倾城之恋》，京华出版社

　　[5]巴尔扎克，“古物陈列室”、“钢巴拉”前言，文艺理论译，1957年第2期

　　[6]张子静，《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之〈金锁记〉与〈花凋〉的真实人物6》

　　[7]张贞元，《张爱玲传》，中国工人出版社

　　[8]柯灵，《遥寄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附录，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