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生活化之思考(2)

　　“处事之要”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也就是说求学、科举、做官不是为了谋取一己之私利，而是为了实现道义和社会正义。“接物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清乾隆年间王文清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是学规道德生活化的典范，其对学子具体要求是:“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5］(P174)这一学规的特点是把尊敬老人、尊重师长、节省尚俭、互助友爱等美德融和、凝结为一体，贯穿于日常生活学习之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提升人的道德素质，同时对讦短毁长、损友肥私、游手好闲等不良品性予以鞭笞，劝导学子力诫“恶行”，把道德素养体现于学习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再者，风俗化民，形成全社会崇尚道德的社会风气。古人非常重视“风俗”，明代思想家吕坤说:“宋儒罗从彦云，教化者朝廷之先务，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故上有敎化则下有风俗。”［6］(卷6)顾炎武在其学术巨著《日知录》卷十三细论俭约、廉耻、惩贪贵廉、重厚、流品等“风俗”，从不同层面论述了社会风气的重要性。乾隆皇帝的诏书也说:“朕闻奸宄不锄不可以安良善，风俗不正不可以兴教化。”［7］(P28)。可见都强调风俗在道德教化中的重要作用。但道德不是“物化”的东西，不能通过“生产”产生出来，而是要将这些无形观念融铸于人心，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中国古人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化”。董仲舒说:“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8］(P2499)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也是“化”。所谓“化”，就是本于自然，本于人性与人情，非对象化地进入人们的生活，润物细无声地滋润人们的心田，在一点一滴的日常生活中渗透道德教化。例如，民间一直流传着一首歌谣《老来难》:“老来难，老来难，少年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头前。千般苦，万样难，听我从头说一番。耳聋难与人说话，插七插八惹人嫌。雀蒙眼，似鳔粘，鼻泪常流擦不干。人到面前看不准，常拿李四当张三。年轻人，笑话咱，说我糊涂又装憨。……”非常形象、生动地启发人接受孝道观，进而在生活中可以鉴别良恶，自觉践行孝道。中国古人很重视采风，其意亦在于化俗，《诗经》中的“风”就是其典型体现。化民成俗，在民间有很多做法，很难一笔详尽，大要而言:一是通过民俗传递道德观念。例如，春节小辈要给长辈磕头拜年，家家拜祭祖先，清明祭祖等都传递了孝文化观。二是在节庆中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道德观念，使人们不自觉地接受道德教化。如明清时期北京城凡有廊子之较大商号，过年都在廊下挂满纱灯，所有纱灯绘画极其工致，灯上绘有“二十四孝”故事，伯牙摔琴、范张鸡黍等典故，以及神话小说等［9］(P77)。人们在观灯赏月娱乐之际同样也是在接受道德教育之时。三是通过乡饮酒等形式沟通民众感情，以淳化民风。

　　郑玄说:“乡饮酒义者，以其记乡大夫饮宾于庠序之礼，尊贤养老之意。”［10］(P2285)明清时期乡饮酒与里社、乡约结合，通过会饮与读誓，达到和睦乡里、淳厚风俗的目的。明代司正祝酒词中有这样的内容:“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里。”［11］(P1251)乡饮酒礼虽有官方色彩，但也是化民成俗的重要措施。四是通过挂匾、立碑、上志书等方式大力表彰道德典型。“二十四孝”是传统中国最为典型的道德楷模，有关的雕塑、画像、书刊随处可见，其传说故事妇孺皆知，这些都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对于地方道德模范，官府常常题字挂匾大力表彰，死后许立碑，地方志上也会记录其名字以流芳百世，而得到这样的表彰是极大的荣耀。这其实也是为了形成崇尚道德的社会氛围，让人们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断净化心灵，促使人心向善。五是将化民成俗纳入政绩考核要求。清雍正年间，民间赌博盛行，由此引发的斗殴、盗贼事件日渐增多。为此，雍正皇帝下旨:“凡地方大吏有司有化民成俗之责，而乃悠悠忽忽视为平常，安辞溺职之咎。”［7］(P19—20)并且明确规定了官员劝惩之法:凡有明确证据证明赌具出于某县，则将该县知县照溺职例革职留任，督抚道官员要各降一级;如能缉获私造赌具之家，知县加两级，知府加一级，督抚道官员记录两次。明确将化民成俗的职责与官员的政绩考核结合起来，将化民成俗的效果纳入官员政绩考核标准，自然有助于民间推进道德生活化。道德建设生活化看似平常，实则极具深意:将道德规则融入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完成道德建设，并且这一过程是不间断的、终生的。另外，每个人在道德实践中都会加入自己的理解，无论高低贵贱、贫富智愚都是如此。这样，每个人既是道德接受者，也是道德创造者，道德建设成为人人参与的全社会的主动行动。这犹如源头活水，当大大小小的道德泉水汇聚起来之时，道德之河汤汤无边。而且其中充满温情与亲情，非常容易让人感同身受，能让人发自内心地接受。传统中国社会以德治天下，道德生活化功不可没。本文来自于《河北学刊》杂志。河北学刊杂志简介详见

　　二、当今社会道德生活化之反思

　　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中非常注重道德模范的作用，当然这一做法也是道德建设的重要举措，本也无可厚非。但我们恰恰忽视了日常生活细节，忽视了道德行为本应是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例如，不断在媒体上大力宣传道德典型，却很少有家庭推行道德生活化的家训;不断提倡和睦乡里，却很少有细致入微的村规民约。传统民俗越来越淡，过年没有“年味”，除了吃喝玩乐和表面热闹繁华的晚会，正在失去本来应有的化民成俗的精神，更没有了慎思追远的含义。在现代城市化钢筋水泥丛林中，在夜间闪烁的霓虹灯中，一幅幅精美广告充斥其间，根本看不到“二十四孝”的踪影，也看不到划粥断齑、囊萤映雪、一诺千金、曾子杀彘、范张鸡黍等故事。总之，道德生活化在今天受到了冷落。在现代社会道德建设中，道德生活化仍应是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其实质———“以规则促习惯”仍应发扬光大。第一，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制定符合实际的民间规约，承认民间规约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中国古代的家族、村社、行会是以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组成的社会组织的典型，没有这些社会组织就根本谈不上民间规约，更谈不上发挥民间力量在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现代社会实现道德生活化，首先应大力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另外，重视新型社会组织如志愿者组织等，注重发挥这些新型社会组织在现代社会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再者，承认民间规约多样性和差异性，这是由非普遍主义的思维方式所决定的。唯此，才能因地、因时、因俗、因人而治，从而引导每个人都自觉实现道德生活化。第二，在城镇化进程中尽量保留原有地缘组织。在城市化进程中，许多村庄成为废墟或空心村，因“地缘”而形成的社会组织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这确实给社会管理和道德建设带来极大问题。对于这种情况，一是要在社区重建地缘组织;二是要在城中村改造及城镇化进程中尽量不打破原有居住格局，在重建地缘组织的基础上重建社区规约，逐步推进道德生活化。第三，特别发挥学校在道德生活化中无可替代的作用。学校教育重心在于培养有德之人，这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但今天很多学校实际上成了考试培训机器，只要学习好一切都好，道德教育被抛在脑后，许多学生暴戾、偏执、自我，以致出现马加爵、复旦研究生投毒案这样的极端事件。可见，目前学校急需补上道德教育这一短板，校规和校训应成为培养学生道德素养的重要内容。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学校门口置一面镜子，镜上箴言是:“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每个学生到这儿都要照一照，从容貌到内心得到净化。这样做法在今天应当得到大力推广。另外，现在许多学校将《弟子规》纳入教育内容，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其实，《弟子规》的内容也不外乎“以规则促习惯”。总之，学校是当今最有条件实现道德生活化的地方，应从多方面探索道德生活化的方式，促进学生道德教育不断深化。第四，化民成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利用一切“化”民手段纯洁人们的心灵，如各种风俗、礼仪、歌谣、影视作品等，注重发挥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在淳朴民风中的重要作用。明确道德建设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明确道德建设政绩考核标准。总之，利用一切“化”民手段和方法形成人人讲道德、守道德的社会环境和风气，善行天下，唯有如此，道德之河才能浩浩荡荡，奔流不息，传之千秋万代而不竭。

　　单位：石家庄铁道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