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副领事》中精神家园的寻觅与幻灭

　　摘 要：《副领事》是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一部重要作品。虽然作者本人对该部作品钟爱有加，然而批评界一直对其重视不够，而且评论观点不一，莫衷一是。本文结合杜拉斯独特的个人经历，通过对小说中三位主要人物精神家园幻灭的分析，以论证作者试图描绘殖民地各阶层人们精神家园的幻灭，进而展示整个殖民地的精神荒芜，从而深刻地揭露殖民主义的虚伪与罪恶。

　　关键词：《副领事》；精神家园；幻灭；殖民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4-0172-03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 1914 -1996）被公认为20世纪法国“最具轰动效应的小说家和剧作家”[1]。《副领事》是杜拉斯的一部重要作品，发表于1965年。杜拉斯本人对这部作品钟爱有加，她曾经在其书中这样写道：“我对自己说，也许，我还可以写作。此前，我曾写过一些书，但都被我抛弃了。我甚至忘了书名。《副领事》则不一样，我从未放弃过，至今，我还常常想到它。”[2]可见这部小说在作者心目中的分量。然而，学术界对《副领事》重视一直不够，国内学者对其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在中国期刊网上输入“副领事”关键词，能够查阅到的相关论文不到10篇，而且评论观点不一，莫衷一是。本文将结合杜拉斯独特的个人经历，通过对小说中三位主要人物精神家园幻灭的分析，以论证：作者试图描绘殖民地各阶层人们精神家园的幻灭，进而展示整个殖民地的精神荒芜，从而深刻地揭露殖民主义的虚伪与罪恶。

　　为了深入地分析《副领事》，首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杜拉斯不平凡的人生经历。玛格丽特·杜拉斯于1914年4月4日出生在印度支那嘉定市（现在位于越南南部）。父母为法国小学教师，受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奔赴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幻想发财致富。然而殖民地的现实是残酷的，即便是法国人也很难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杜拉斯4岁时父亲去世，全家生活负担全部压在母亲一个人肩上。由于母亲不会行贿殖民地高层，使得家境更加贫寒。虽为法国人，但过着与印度支那本地人们一样的悲惨生活。杜拉斯在法属殖民地一直生活到18岁，18年的悲惨经历，使她十分了解殖民地的悲惨与罪恶，同时也使她与法国本土文化脱离，造成其内心世界的无根、漂泊状态。这也使得她对没有精神家园的殖民地生活理解更为深刻。杜拉斯曾经这样回忆她在殖民地的生活：“它（在殖民地的生活）太痛苦了。我完全处于黑暗之中。我的一生中飘泊不定，对自己说：‘我没有故乡’。”[3]杜拉斯一辈子都对这段痛苦的生活难以忘却，她的诸多作品都与此相关，《副领事》就是其中典型的一部。小说主要介绍了三位人物，即副领事——让-马克·德·H、大使夫人——安娜-玛丽·斯特雷特、秃头疯姑——“她”。他们之间似乎彼此独立，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小说中充满着“混乱”与“谜团”，使读者难以把握其主题思想。不过，细细评读，我们会发现一个贯穿小说的纽带：精神家园的寻觅与幻灭。

　　一、让-马克·德·H

　　让-马克·德·H，拉合尔副领事，法国巴黎人，幼年丧父，后来母亲改嫁，他被送进寄宿学校读书。毕业后志愿进入法国政府部门工作，之后被派往印度拉合尔担任副领事。副领事在拉合尔无法适应殖民地的生活，他没有朋友，也没有人愿意和他交流，他精神忧郁，才35岁头发已经花白。终于有一天晚上，他失去理智，在阳台上大吼大叫，举枪向花园里乱射，打死了几个殖民地的麻风病人。这件事震惊了加尔各答的大使馆的官员们，他们寄望在副领事的档案中找出他发疯的原因，然而却一无所获，甚至在档案中还有“自蒙福尔中学后，成绩优异”[4]之类正面评价。加尔各答的大使也不得不承认“总之，一切都很正常”[4]。这就令读者大为困惑，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副领事发疯呢？杜拉斯巧妙地通过副领事姨母写给加尔各答大使的书信向读者揭示了冰山一角：“我的外甥在拉合尔失去理智的行为，难道不证明着他的某种隐秘的精神状态？某种不被我们把握却并不因此就完全失当的东西？在接受惩罚之前，这一行为难道不该或许从原则上得到悉心关注？为何要追溯到他的童年来解释他在拉合尔的行为呢？难道不该在拉合尔也寻找一下原因所在吗？”[4]这封书信讽刺殖民者高层不该妄图从副领事不幸的童年寻找所谓的原因，而应该从殖民地的本身挖掘真正的缘由。“某种隐秘的精神状态”暗指殖民地精神家园的荒芜才是副领事开枪杀人的根本原因。

　　由于拉合尔的事，副领事被安排在加尔各答，等待大使重新分配工作。在这里他曾经奢望拯救自己荒芜的精神家园。他每天早上穿戴整齐，经过大使馆花园，只为远远地看看大使夫人，用手摸摸大使夫人停放在网球场边的自行车，他恋上了大使夫人。他渴望通过追求大使夫人的爱寻觅到精神家园的栖息地，使他在殖民地“产生活下去的愿望”[4]。他想尽办法通过俱乐部经理（一个整日醉醺醺的酒鬼）打听大使夫人的情况。在大使的招待会上，他时刻等待着机会与大使夫人跳舞，并借跳舞之机向大使夫人暗示他的爱恋：“您认为，我们两个是否可以为我做些什么？”[4]然而大使夫人无情地拒绝了他。招待会结束后，副领事哀求大使夫人，让他和她的其他情人一样继续留下来：“我要和你们在一起，让我和你们在一起一次。”[4]却被人揪住衣服拽了出去。当卫兵关上大门，副领事的哀嚎声响彻在大使馆的院落时，标志着副领事在殖民地精神家园的彻底幻灭。杜拉斯借助作品中人物之口道出了没有精神家园的可怖：“有点儿像死人似的，这个拉合尔副领事……你没有觉得他有点儿像死人？”[4]副领事精神家园不复存在，已与行尸走肉没有什么区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大使夫人的痴迷，将自己的精神家园寄托于大使夫人，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注定会失败，因为大使夫人自身也无精神的栖息地。

　　二、安娜-玛丽·斯特雷特

　　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加尔各答大使夫人，威尼斯人。7岁开始学习钢琴，极具音乐天赋，17岁时便成为威尼斯音乐学院的高材生，她是“西方音乐的一颗希望之星”、“威尼斯的宠儿”[4]、“加尔各答最好的女人”[4]。对她的正面评价远非这些，还有“无可挑剔，并且心地善良，当然你还能找到其他词来说她……还乐施好善”[4]。按常理来说，这么优秀的人物，又处于殖民地的上层，本应过着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玛丽在来到加尔各答的头一个年头就“陷入了极度的忧郁之中”[4]，甚至试图自杀。之后被送到尼泊尔的山区修养了一段时间，回来时“瘦得惊人”[4]。这些谜团时刻困扰着读者，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引领他们不断思考，追寻与探究其背后的原因。玛丽比大使小很多，17年前在印度支那的一个小哨站被大使抢来，她与大使之间毫无爱情可言，只有形式上的婚姻关系。来到加尔各答，她精神忧郁，面容枯槁，只得借助钢琴来排解内心的苦闷。她几乎每天都会弹奏钢琴，尤其喜爱弹奏她毕业时所选的舒伯特的作品，追忆少年时代的青春梦想，寻找片刻的精神慰藉。正如范荣教授所述：“音乐对于她不是消遣，而是一种与过去时光的联系纽带。她能在琴声中重温少女的梦，重新品味威尼斯，回归威尼斯。”[5]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殖民地混乱糜烂的生活早已无情地击碎了她的音乐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