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副领事》中精神家园的寻觅与幻灭(2)

　　虽然她整日身着华贵礼服，出入于殖民地上层的灯红酒绿之中，但是那只是她的躯体存在罢了，她的精神世界早已荒芜。为了消解精神世界的巨大痛苦，她不断游走于几个情人之间，过着放荡奢糜的生活。然而她眼角不断流落的泪水告诉读者，这种尝试是徒劳的。精神家园的幻灭使得大使夫人与死尸没有区别，“双眼成为两个空洞，人也成为威尼斯的尸体，她从威尼斯来，又回到威尼斯去，历经人世的苦难[4]。“她那平躺的身体仿佛失去了惯常的分量。人变得平坦，轻薄，直挺挺的，似一具尸体”[4]。殖民地就是这样残酷，表面的虚华无法掩盖内在的精神空虚，无人能够逃脱这种悲惨命运，即便是上层统治者大使夫人也不能幸免于精神家园的幻灭。

　　三、秃头疯姑

　　秃头疯姑在小说中没有名字，只是被叙述的对象——“她”，是殖民地最低层被殖民群体的代表。杜拉斯曾这样评价：“没有她（秃头疯姑），《副领事》就不会存在。”[6]由此可见秃头疯姑在此部小说中的重要性。秃头疯姑的家乡在“马德望”，家中兄弟姐妹很多，全家生活在殖民地的最底层，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由于她十几岁就怀了孕，被母亲赶出去。从此，她便挺着日趋鼓起的肚皮，开始了长达10年的流浪生活，历经无数饥饿和困苦。起初，她徘徊在洞里萨平原，心中坚持着“我还太小，我还是要回来的”[4]。然而，母亲的话依然在她的耳边响起：“如果你回来，我就在你的米饭里放上毒药，毒死你。”她怯步了，她只得流着泪继续流浪。是什么击碎了人世间最无私、最纯真的爱——母爱呢？《副领事》给我们的答案是殖民主义，殖民地最底层的人民整日挣扎在死亡线上，家里多一个人就是多一张吃饭的嘴巴，也就意味着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存机会，所以母亲对她说：“我还要照顾那些剩下的孩子……给我滚得远远的！”[4]后来，她游荡到菩萨城一带，又经历了诸多苦难，虽然她咒骂自己的母亲“你这个无知的女人，肮脏的女人，一切的祸根”[4]19，然而在梦幻中她却看见母亲“从市场的另一头，正朝她微笑着”[4]21，甚至梦见母亲伸手将一张饼递给她。“梦对于我们来说就几乎要比醒与现实更加真实”[7]，梦反映着人最真实的心理。这些梦幻反映出秃头疯姑渴望得到母亲的关心与照顾的真实心里，母亲不仅是儿时给予食物的人，更是一种精神家园的寄托。然而想到母亲那令她惧怕的眼神，她退缩了，“停在看牛人的茅棚下”[4]犹豫不决，最后还是流着泪沿着湄公河在殖民地继续漂泊。长期的饥饿、困苦，特别是精神家园的幻灭，使她的脑子越来越乱，直到有一天，她再也不想什么，再也不找寻什么，“她似乎找到了自我迷失的途径，她忘记了、不再记得自己是谁家的女儿，对家不再有思念之情”[4]，她疯了。在加尔各答，她每天在灌木丛中与麻风病人睡在一起，醒来和疯子们一起守候在小栅栏门前，等待殖民者们的剩菜剩饭。她瘦得皮包骨头，抓挠着秃头，“头脑空空如也，心如死灰槁木”[4]。吃起食物如狼似虎，一边怪异地笑着，一边躲闪着其他疯子的拳头与巴掌，“她只在观察她的人眼中才存在。而她自己，她自己什么也感受不到”[4]。她的存在已经与动物没有区别，只是一个没有精神世界的骨架。她在殖民地飘泊10年，然而10年的艰辛跋涉，却无法觅得一处精神的栖息地，这就是殖民地底层人们遭遇的真实写照。在黑暗的殖民地，秃头疯姑的癫疯是不可避免的。

　　需要指出的是，杜拉斯并没有孤立地刻画三位主要人物的遭遇，而是从精神家园幻灭的角度将他们凝聚在一起，共同呈现出殖民地上层、中层、底层不同群体的悲剧。此外，作者还将三位主要人物置于殖民地的大环境中，采用大量的背景描写，以殖民地环境的恐怖衬托人物精神的贫瘠，进一步烘托三个主要人物精神家园的荒芜，有力地揭示了整个殖民地的惨状。在杜拉斯的笔下，殖民地景象恐怖、悲凉，到处是麻风病人、疯子和饥民，“被赶出家门的妇女、老人、疯疯傻傻的人数以千计”[4]8。“恒河边上，麻风病人和野狗混在一起，形成一个宽大的围墙，城市的第一层围墙。饥民在更远的地方，密密麻麻地聚集在城北，形成最后一层围墙”[4]。秃头疯姑每天与他们睡在一起，副领事经常从他们身旁经过，大使夫人时常给他们施舍饭菜，无论在哪儿，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存在有力地戳穿了殖民主义虚伪面纱，反映了殖民地的悲惨境况。

　　在《副领事》中，杜拉斯正是以惊悚的殖民地环境为描写背景，以三位殖民地身处不同阶层人物的精神家园的幻灭为中心，向读者描绘出一个真实的图景：殖民地并非世外桃源，它不仅剥夺了底层人民的物质财富，更吞噬了各阶层人们的精神食粮，它是苦难与罪恶的根源。

　　参考文献：

　　〔1〕李赋宁，等.欧洲文学史（第三卷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3〕玛格丽特·杜拉斯，格扎维埃尔·戈蒂埃.话多的女人[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

　　〔4〕玛格丽特·杜拉斯.副领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5〕范荣.《副领事》中的音乐表现形式及其象征意义[J].外国文学研究，2008，（2）.

　　〔6〕冯琳瑛.论杜拉斯创作的“疯女人”主题及其对女性写作的意义[C].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5.

　　〔7〕尼采.悲剧的诞生[M].北京：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