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好孩子”与“坏孩子”之间的对抗

　　【摘 要】马克·吐温的幽默语言、反讽技巧令人啧啧称赞，笔下典型形象无数，而孩子形象也是其典型代表。“好孩子”与“坏孩子”的形象贯穿于他的许多作品，反讽技巧与正反颠倒在孩子形象塑造中的表现突出，“好孩子”、“坏孩子”的形象引人争议，但却深刻的抨击了社会现实。

　　【关键词】马克·吐温；“好孩子”；“坏孩子”；反讽；正反颠倒

　　马克·吐温是19世纪后期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卓越代表，他能够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生动描绘19世纪末美国五光十色的社会图景和风土人情。其塑造的形形色色人物形象中的儿童形象引人争议，更是成为伟大而不朽的艺术典型。

　　一、“坏孩子”与“好孩子”的形象

　　马克·吐温生活在美国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人们把那段时期称为“黄金时代”，但是地位卑微的小人物生活仍旧悲苦。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只能通过宗教迷信满足精神层面上的需求，然而宗教对人们的荼毒无处不在。从六十年代末开始，马克·吐温就在短篇小说中加强了揭露和讽刺的成分，他讽刺宗教教育对青少年的毒害。

　　在1865年创作的《坏孩子的故事》中，故事的主人公的是一个“坏孩子”吉姆。吉姆会偷吃食品房的果酱，会为避免责骂而机灵地用柏油灌满罐子；会去偷农民的苹果，机警地逃过大狗的袭击；会在原本应该去教堂祷告的星期日出海钓鱼，遇上暴风雨，遭遇过雷劈，但是他却安然无恙。正如作者所说“像吉姆干的这类事情，无论在哪一本主日学校的教科书里都找不到”、“你尽管翻呀翻遍主日学校的教科书，即使从现在翻到下个圣诞节，你也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吉姆做了许多主日学校的教科书上不允许孩子做的事情，他违背了宗教教条，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家公认的“坏孩子”。

　　而在1870年创作的《好孩子的故事》中，“好孩子”雅各布读遍了主日学校的教科书，这些书是他的快乐源泉。他信服这些教科书上的“好孩子”们，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渴望能够成为其中一员，被载入主日学校的教科书中，成为“好孩子”的榜样。他总是很听父母的话，尽管父母的要求有多么不合理；从不逃学，即使清醒地认识到这是有利的事情；在吉姆偷苹果的树下，他讲教科书上偷苹果的孩子会摔断手的事，但是结果却是吉姆摔在他身上，吉姆没事，他的手却断了。“好孩子”的好心却每每遭受打击。

　　作者在五年间塑造两个对立的“坏孩子”和“好孩子”形象，在宗教迷信盛行的社会背景之下，人们认为宗教教条是生活的最高宗旨，只有按照教条亦步亦趋地生活才能够到达理想的彼岸，残酷的精神重压导致人们不敢越雷池半步，生命失去了生机，连孩子的奋斗目标都是能够成为主日学校教科书上的“好孩子”，俨然成为一群精神残疾者。“好孩子”雅各布正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逐渐成长，思想的禁锢捆绑了这个孩子，成为“好孩子”载入书中是他梦寐以求的事。尽管他做着书上所有“好孩子”做的事情，但是他却无法如愿。相反地，“坏孩子”吉姆做着教科书上不许孩子做的事情，但是他却一帆风顺地度过了童年。宗教迷信成就了一个温顺听话的“好孩子”，但是却也抹杀了孩子童年的乐趣，最终作者借助“好孩子”的陨落抨击了这个无情的社会，孩子备受精神压抑与摧残，宗教迷信致使孩子走上迷信、保守的不归路，最终死在成为“好孩子”的不归路上。而“坏孩子”在宗教盛行的社会背景之下幸免于难，不被同化，冒险叛逆的精神伴随着宗教的荼毒，不屈不挠地在他的身体滋长，在吉姆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与宗教对立的冒险精神，不再是唯唯诺诺地依循教条行事，然而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孩子身边是一群精神残疾者，并没有人能够为纯真的孩子引路，最终孩子仍旧走向了罪恶的深渊。马克·吐温为了迎合抨击社会黑暗的主旨，“坏孩子”即使逃过宗教的荼毒，但却也逃不过社会吃人的同化。最终吉姆成为了无恶不作的，但却受人敬重的实实在在的坏人。两个孩子不同的人生道路却走向了同一条死亡之路，马克·吐温用相对立的形象的成功塑造深刻地抨击了宗教社会吃人的面貌，无论选择怎样的道路都逃脱不了社会的残害，表现了无助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