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好孩子”与“坏孩子”之间的对抗(2)

　　二、反讽艺术贯穿于“好孩子”与“坏孩子”

　　讽刺艺术是马克·吐温的典型表现手法，在他创作的小说中幽默与讽刺并行，滑稽的闹剧、诙谐的语言、细致入微的刻画均是为讽刺艺术的表现手法铺砖垫瓦。在“好孩子”与“坏孩子”的形象塑造上反讽艺术也处处可见。

　　同样的一件偷苹果事件，在时隔五年的两部作品中出现，作者将两篇小说联系起来，在《坏孩子的故事》中去偷苹果的“坏孩子”和《好孩子的故事》中雅各布阻止偷苹果的孩子名字一样，都叫吉姆，这难免不让人觉得这正是作者故意为之，细看情节也是接合得天衣无缝。《坏孩子的故事》中提到吉姆去偷苹果时，树枝并没有断，他也没有掉下来摔断胳膊，也没有被农民的大狗咬伤什么地方，他想偷多少苹果就偷了多少苹果还安然无恙地下来了；而在《好孩子的故事》中“好孩子”发现吉姆在偷苹果，就走在树底下给他讲坏孩子从邻居的苹果树上摔下来摔断胳膊的事，结果吉姆也从树上摔下来了，但是却摔在雅各布的身上，压断了他的胳膊，而吉姆却安然无恙，同样的还有星期日出海事件等。雅各布搞不懂这些事，他认为“书里面根本没有这类事情呀”，正是采用这种结构情节的相互对比，反讽宗教对孩子的残害，讽刺宗教迷信教育之下的孩子认为什么事情都会朝着书上记录的那样发展，坏事固然不能做，但是在思想被禁锢之后，坏事是不会做了但是孩子却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能力，思想单一，觉得事情发展变化只有和书上一致才是正常的，如此之残害通过一件时隔五年的偷苹果小事进行反讽，结构之精巧令人啧啧称叹。

　　在事事以主日教科书为模版的“好孩子”身上展现思想禁锢，其思想禁锢如此之深足见宗教荼毒之害，反讽宗教迷信荼毒便水到渠成。

　　三、“好孩子”与“坏孩子”正反颠倒

　　正反颠倒是马克·吐温的一种写作手法。在《好孩子的故事》与《坏孩子的故事》中“好孩子”在保守迷信的教条之下失去了儿童的童真与活泼，因为怕违法教条无法成为主日书刊上的“好孩子”，所以任何有可能是坏事的的事他都不做，不仅自己不做，而且还劝其他的孩子不要做，生活没有了童真的乐趣。在作者的眼里，“好孩子”更像是一种讽刺意味的名词了；而“坏孩子”吉姆叛逆，逃脱了宗教的荼毒，他活得更像一个孩子，他内心疯狂滋长的冒险主义使他敢于尝试去做任何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更具有孩子应该有的童真与活泼，在这一层面上，作者似乎更喜欢“坏孩子”这个称呼，这是作者的第一次正反颠倒的写作手法的体现。

　　另外，在《好孩子的故事》中“好孩子”雅各布一心痴迷于成为主日书刊上的“好孩子”，迷失自我最终死于非命。“好孩子”雅各布生命的陨落简直就像是一场闹剧，此处“好孩子”的好与他死于非命形成鲜明对比，与人们原先期待的结局形成正反颠倒，更能触及人们内心，引起反思。而《坏孩子的故事》中结局就显得更为滑稽了，“坏孩子”吉姆尽管具有作者赞赏的冒险精神，但是吉姆却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之下仍旧一步步走向了深渊，他坐过牢，喝醉酒砍杀子女，用各种残忍的手段发大财，后来还当上了让人敬重的议员。吉姆最终成为了彻头彻尾的“坏孩子”，但他却有如鬼神附体一帆风顺受人敬重，这个结局的设计使得作者将之前对他的定位形成正反的反差，反讽社会黑暗程度更进一步。

　　“好”与“坏”的认知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迷失，冒险与保守的对抗在马克·吐温的反讽小说世界中精彩绝伦地体现出来。

　　【参考文献】

　　[1]（美）马克·吐温.百万英镑[M].汪国东，龙红莲，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2]郝静.论马克·吐温小说的幽默与讽刺[J].小说评论，2013（6）.

　　[3]杨节之.马克·吐温对人性的幽默与反思[J].九江师专学报，199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