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施蛰存历史小说的表现主义风格

　　【摘 要】施蛰存的历史小说存在着很大争议，占主导地位的是心理分析法。多数评论者把施蛰存的历史小说看作心理分析的楷模，笔者在承认这种说法的前提下，以表现主义作为关照视角来分析施蛰存的历史小说。

　　【关键词】历史小说；表现主义；主观精神；意识流动；叙事技巧

　　1、绪论

　　施蛰存的历史小说大家并不陌生，从他在《新文艺》创刊号上发表《鸠摩罗什》，争论便没有停息。评论者多是从现实主义出发，认为他的历史小说成就不大。新时期评论界提出用精神分析法来解读他的历史小说，有评论者将其称为“心理分析小说的圣手”。谭桂林从佛教文化的角度考察了施蛰存四篇佛教题材的小说，高度赞扬了施蛰存佛教题材的历史小说，指出它“在佛性与人性的揭示上都达到了相当的历史深度，从而成为本世纪中体现宗教与文学关系的不可多得的珍品” [1]这种分析拓宽了施蛰存历史小说的研究视野，第一次完全肯定了此类小说的创作。本文在尊重精神分析的前提下，选择表现主义作为解读的依据。

　　表现主义文学重视表现人的主观精神，透过事物的表象直接挖掘人物的真实感受，为实现这一主题常采用寓言式表现主义手法。柏格森曾说“表现主义是一种艺术冲动”，表现为意识流动形式的主观抒发，在这种意识流动中常常伴有内心独白、自由联想以及强烈的表达激情。表现主义在行文中常常塑造夸张、变形的人物形象，怪诞、离奇的故事情节，呈现陌生化或间离化表现手段以及独到的讽刺艺术。笔者以表现主义作为参照视角，以施蛰存历史小说作为载体，通过文本分析，把握此类小说中呈现出的表现主义风格。正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透视作品的主题呈现，把握文本重视主观精神的表现主义风格。第二部分透过情感呈现的意识流动，把握文本对有意识、无意识等情感的运用。第三部分透过文本呈现的叙事技巧，把握文本对表现主义手法巧妙运用的现象。

　　2、透视作品的主题呈现

　　2.1 作为一种载体的历史

　　历史小说在中国并不陌生，借助历史题材的作品也不少见。“1930 年前后的现代中国文坛出现了一个历史小说创作的高潮。不少著名作家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都创作了历史题材小说。这些作家的历史小说的创作方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借历史题材表现他们对现代生活的感受。” [2]施蛰存并没有刻意地将古人移植到今天，而是尊重古人的生存时空，走进古人的心理世界，直接呈现古人的主观精神。

　　施蛰存所呈现出的主观精神，正是前人所不曾发觉的，先前的历史小说多致力于对英雄精神与英雄事迹的塑造，而施蛰存只把他们当成凡人来写。施蛰存在自序中说：“《鸠摩罗什》是写道与爱的冲突，《将军的头》却是写种族与爱的冲突，至于《石秀之恋》一篇，我只是在写一种性欲心理。” [3]由此可见施蛰存是借这些英雄，展现一种冲突，一种爱欲与现实的冲突，这种冲突虽是在古人身上呈现，却触痛到每一个现代人。

　　徐行言教授在分析《狂人日记》的表现主义风格中曾指出：“表现主义是一种主题先行的创作范式。它最关心的是运用形象化的手段传达出作者对事物内在本质的洞见，并不加掩饰地表现作者对该事物鲜明的情感立场。”[4]施蛰存的历史小说也是如此，他借助古人这个形象化的手段，传达自己对爱欲与现实的看法。《鸠摩罗什》中的得道高僧虽然熟读经文、潜心向佛，终究无法抵制爱欲的诱惑；《将军的头》中的花将军本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常胜将军，却为了大唐边境的一名少女失去了宝贵的头颅；《石秀之恋》中的石秀更是因为爱欲变态杀人。道、种族、义都抵不过爱欲的诱惑。

　　2.2 表现主义关照下的主题呈现

　　柏格森认为“艺术是一种生命直觉活动。”，[5]高度重视艺术表现的直觉，克罗齐指出“直觉即表现”，“人物艺术是一种心灵的活动，唯有意识是真实的。”[6]对于主观情感的表达，科林伍德指出：“真正的艺术应是无功利、无目的性，应是一种表现情感的艺术。”[7]

　　施蛰存历史小说对英雄人物内心情感的直接陈述，体现了“文艺是一种超功利活动”。在中国文化中，爱欲一直是比较私密的，所以这个话题一直与英雄形象无缘。施蛰存却直接剖析人物的内心，使他们的真实感受呈现在人们面前，迫使人们用一种新的视角来审视历史人物，透过事物的表现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身，这正是表现主义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文艺的无功利性必然带来悖论的效果，英雄人物无法摆脱爱欲的诱惑，必然形象跌落，为了维持形象英雄们只能在现实与爱欲之中徘徊。但是这种徘徊是没有结果的，因为二者是不可能调和的，而施蛰存正是抓住这种悖论来分析英雄们的心理。

　　3、关照主题呈现的意识流动

　　3.1 激情的内心独白

　　克罗齐运用表现主义文论的直觉—表现说，将艺术表现分为阶段“一、诸印象；二、表现；三、快感的陪伴；四、由审美事物到物理现象的翻译。”[8]在这四个环节之中，最重要的是一、二环节意识流动。“意识流，就是生命直觉之流，是生命意识之流的文学化，是以‘内心独白’为主体的现代主义文学的一种重要创作方法，是现代主义文学评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9]意识流广泛运用于表现主义批评之中，通过对人物内心情感的呈现把握作者的独到见解。

　　以《鸠摩罗什》为例，初到龟兹国时，无法抵制表妹的美色便跪下祈祷：“佛祖释迦牟尼，凭着你的光荣，我皈依着你的圣洁的教训，因为我怕我的定力现在还不够抵抗那最大的引诱。”[10]他最终还是与表妹结为夫妇，破了色戒。

　　妻子死去，他以为自己是功德快要圆满的僧人。到了长安，异域的生活竟然引起了自己的旅愁。此刻的他只得向佛祖祈祷：“慈悲的佛祖啊，现在我是惊惶着，怕我会得在这里沉沦了，我小心地仍旧过着一个开始修行的人的生活，愿慈悲的佛祖保佑我，让我好安静下来，替你在这里传扬你的光荣的圣道。否则，我和你全都要失望了。”[11]所谓的得道高僧，不管他怎样欺骗世人，都无法欺骗自己，到了最后他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堕落。“是的，他现在是有了人情的观念，而不是一个真有戒心的僧人了。”[12]他“认出自己非但已经不是一个僧人，竟是一个最最卑下的凡人了。”。[13]

　　3.2 迷幻的自由联想

　　意识流说法不仅重视对内心独白的运用，还注重对自由联想的使用。柏格森以及克罗齐都说过，形象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这种综合就需要自由联想的呈现。在施蛰存的历史小说中，人物的自由联想常常带有意识的模糊性，暗合了表现主义戏剧的表现手法。凯撒在创作戏剧时常常设置梦境以增强立体感，这种似梦似幻的自由联想在《鸠摩罗什》、《将军的头》以及《石秀之恋》中都有鲜明的呈现。

　　《鸠摩罗什》中，鸠摩罗什到达长安，原以为妻子的死会带走自己的孽缘，却始终无法摆脱妻子的幻影。鸠摩罗什第一次遇见妓女孟娇娘“心中忽然吃了一惊，全身颤抖了。”[14]他没想到妻子的死不仅没有根除自己的孽障，还使自己重添了一层对爱不执着的罪过，他竟然想着要这个女人来取代妻子的位置，这是一种多么无耻而被逼的行为啊。就在他为自己的行为忏悔时，他突然害怕起来，“那个女人好像是自己的亡妻！”[15]这是一种迷离的场景，难道妻子变化了形态又来纠缠自己不成。当自己终究无法抵制对爱欲的热望，而走向那个妓女时，他的意识更加混乱了。“很奇怪，在这个著名的妓女的华丽的房间中，除了自己的妻的容颜之外，却再也想不起另外一个美丽的女人的脸来。”[16]他试图用妓女的幻象驱除妻的幻象，却发现一切都徒劳无功，此刻的他已经不知道自己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梦里。

　　《石秀之恋》中，石秀在无法忍受潘巧云的诱惑时到妓院去宿娼，在靠着纱窗下的春凳上，他看着那个服侍过自己的娼女，便开始了自由的联想 “忽然记起她好像便是从前在挑着材担打一家小巷走过的时候所吃惊过的美丽的小家女子。……可真的就是她吗？一向是的娼女呢，还是新近做了这种行业的呢？她的特殊的姿态，使石秀迄未忘记了的美丽的脚踝，有突然像初次看见似的浮现在石秀眼前。……潘巧云的脚，小巷里的少女的脚，这个娼女的脚，现在是都现实地陈列给石秀了。”[17]这种似醒非醒的状态，为人物自由表达心理提供了方便，这种意识的随意流动，使得主题的呈现更加的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