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宽《匏翁家藏集》书学思想探微(2)

　　赵孟頫是元代书法的领军人物，他通过学习魏晋书法提倡复古之风而引领着整个元代；而宋克是有元入明的书家，其思想是仍在赵的统领下，是由元入明后被英宗称为“当代羲之”的一个重要人物，影响深远。宋克本是吴中人士，他的书法在元末明初的书坛中，一方面承继元人，使赵孟頫一脉书风在明前期有了延续；另一方面，他能“体法一变，脱尽元人风气”[xiii]不仅如此，宋克的书法在明初影响甚大，詹景凤称：“自洪武而下自永乐，多法詹（希元）、宋（克）。”[xiv]以及陈璧、二沈兄弟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到他影响。而吴宽在评价宋克的书法时，直指源头，“书出魏晋，深的锺、王之法”。

　　吴宽在提倡师法魏晋的同时，对所见魏晋真迹也是心怀向往，仔细把玩。

　　“赵光禄家藏二王真迹，予欲借观已久。壬戌四月九日，济之携过园居时，急雨初霁，新暑翛然，相与阅之真一快也。”[xv]

　　“史载锺太傅事魏，殊有伟绩，此《荐焦季直表》又见其为国不蔽贤之美，其书平生所见特石刻耳，若真迹之存于世者仅此，啓南所藏法书甚多，吾固知其不能出此上也。”[xvi]

　　“《米姓晋唐法书真迹祕玩目》有献之《中秋帖》，赵松雪以为《宝晋刻石》即此，余因出石刻校之间有不类处，夫形似且失况其精神气韵，欲得之难矣。此真迹所以可贵而恨世不多见也。”[xvii]

　　明代前中期书家多不深察书法流变之弊，对书法的认识重形质而过于重神采。而吴宽在赏玩王献之书法时却很是细致，不仅玩味其形，还很注重真迹中流露的精神气韵，惜恨真迹不多见，使得世人学书只窥其貌，难以品味二王的精髓所在。可以说吴宽在当时众人效仿元人余绪的同时大胆地提出“师法二王，乃为善学”，是其对时风流弊的反叛。

　　二、书贵渐修，自成一家

　　“渐修顿悟”，是佛家用语，用在书法里是指一个书家通过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学习，在某一时刻或某一阶段对书法的精神内涵有所感悟、豁然开朗。如下面一段题跋通过与欧阳修的书学观比较可以看出吴宽在他的书学思想中即是提倡渐修顿悟式的书学观，

　　“欧阳子又谓：“古人作书初非用意，逸笔馀兴，淋漓挥洒，使人骤见惊絶，徐而察之愈无穷尽。”夫其书之妙如此，岂一举笔而遂能哉？盖其功已用于平日久矣，故世传右军临池学书池水尽黒，因有“墨池”之名，事之有无，固不足辨。”

　　欧阳修以学书为乐，提倡学书不必功于平日，而要多看古人真迹等，通过提高学识、眼光来达到书法的至高境界，所以欧阳修对魏晋书家的书法题跋多关注在信手点画，无意于佳乃佳的书写状态，而吴宽在此基础上又提出自己的观点即“夫其书之妙如此，岂一举笔而遂能哉？”亦犹如孙过庭所言“······徒见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后又吴宽举右军临池学书之事，阐明了顿悟不是凭空出现必然要经过“池水尽黑”式的渐修阶段。方能达到方能达到“无意于佳乃佳”的状态。而后吴宽在此强调学力的重要性：

　　“然果欲其书法之妙，虽由天资、人品，而学力所至，亦不可诬，观于吴兴公足以验之矣。”[xviii]

　　由此在吴宽看来，如想书法达到臻妙的境界，“天资、人品、学力”一样不可忽视，尤其是在赵孟頫统领的时代，学力尤为重要。在这里吴宽希望学书者既要像赵孟頫一样“动笔不倦”，又要像欧阳修一样“书为余技”，保持“以书为乐”的心态为最佳。综上所述，吴宽看似在表达自己的书学观，实际上是借欧阳修的书学观来和赵孟頫作比较，通过欧阳修“以学书为乐”的精神来提倡和推崇宋人的“尚意书风”。并提出勿忘学力的渐修顿悟式的书学想，其为后来吴门书派的崛起做好了层层铺垫。

　　南宋书法家张即之以师法唐宋为主，宋史记载：“以能闻天下”。吴宽对张即之自成一家的学书态度给予肯定，“张即之生宋南渡后，书名在当时甚盛，此所书杜诗已不完，开化徐敦夫得以示予，盖书之变至此已极，当时所以重之，则世变亦可知矣。夫即之欲自成家，故其书法如此，若以虞道园之说断之，则亦太甚矣乎！”[xix]

　　以上说的是张即之的大字楷书《杜甫诗卷》，吴宽认为张即之的书法之所以在南渡后可以被时人所肯定，乃是时代使然，“他无法做到像赵构那样振臂一呼，天下翕然云从。但无意中扮演了力挽颓势，中兴楷书这样一个重要角色。”[xx]张即之穷毕生力挽南宋末年书坛衰颓现象，他的成就是不可抹杀的，并非其书有多么的好，所以说在那样的时代背景、审美标准下，元，实有点言辞过激。以二王书法的审美标准来审视张即之的书法，不免如代虞集所言“丑怪恶札之祖”。但吴宽认为张即之是想自成一家，所以书法才会如此，所以说“师晋王氏，乃为善学”，但吴宽对于张即之勇于创新，不被世俗所绊的精神则是推崇的，赞成自成一家之体，不做“书奴”的学书态度。

　　三、书以人传，书因人贵

　　“书以人传，书因人贵”此观点和欧阳修的品评观相同，都是对书家高贵人格和深厚学识的肯定。吴宽云：“光翁固高士，其遗墨断烂，非后人之贤，孰为收拾而存之？”[xxi]其和欧阳公的“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非自古贤哲必能书也，惟贤者能存尔，其馀泯泯不复见尔” [xxii]书以人传的思想观一致。在明代，由于程朱理学被作为皇家的政治需要所用，主张“文便是道”，认为艺术成就的高低取决于人的道德修养的程度。把人品凌驾于书品之上。但吴宽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觉得人品很重要，而且他明确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创作出自己的风格更重要，而不是像朱熹提倡的做人要端正，写字亦端正，即“端人正士，方是字”。而苏轼可谓正符合吴宽的审美标准，我们知道吴宽一生以法苏轼为主，吴宽不仅对苏轼的书法赞赏有加，对他的历程、人品等等都进行过全面的研究并给予很中肯的态度，

　　“予尝见东坡所书《九歌》于吴中，今复从宪副夏公见此，笔意尤觉老硬。然东坡所为惓惓于正则者，疑皆在黄、惠、琼、儋时书，观者必能会此意于纸墨间也。而其后岁月，氏名皆不著，岂常所谓多难畏人者耶？”[xxiii]

　　苏轼一生在政坛上可谓是大起大落，先是乌台诗案，后又有黄州、惠州、琼州、儋州的流放，而被世人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即使在被贬黄州时所作，正是这些苦难的经历造就了他一生功业，其《自题金山画像》曾言：“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xxiv]吴宽一生书法专攻苏轼，其对他的平生业绩固然了然于心，由其生平想见其书法的可贵之处。

　　就书法方面而言，苏轼的书法并不得到朱熹的认同，朱子以他的理学观对宋四家的书法大加批判，“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xxv]可见在朱熹的眼中惟有蔡襄的书法因其人、书均端正，所以得以肯定。就蔡襄的人品而言，可以说历来被大家公认，吴宽也不例外，但吴宽推重其书更多的是因为其人，对他的书法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

　　“蔡忠惠公书名重当时，上尝令写碑志，则以例有资利，辞曰：此待诏职也，与待诏争利，可乎？力不从，竟已。其人品如此，其书之庄重，凡落笔皆然。岂以御前表疏始不茍耶？宫傅谦斋先生得此甚加珍惜，盖非特重其书，重其人尔。”[xxvi]

　　吴宽以蔡襄写碑志一事为例，待诏就是指有一技之长供奉于内廷的人，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以书法为手艺的工匠，蔡襄作为书家不愿与工匠争利，遂没写。以其人品的高贵，想见其书法的高贵。所以后人珍惜他的书法不单单是因为其书而更是因为其人。

　　书家的作品后人之所以爱护，乃是其人品端正，书法才得以传承。而如何做到“书以人贵”？这就离不开一个人的学识、修养等。宋代尚意书风之所以成就卓越，这与书法家具有深湛的学养关系密切。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皆是著名的学者与文学巨匠。这里对于崇尚尚意书风的吴宽就不得不提及学养在书法中的重要性：

　　“书家例能文词，不能，则望而知其笔墨之俗，特一书工而已。困学翁平生以善书掩其诗名，余毎读其诗辄叹其妙，若此篇概亦可见。盖世之学书者如未能诗，吾未见其能书也。都宪顾公示此因以谂之。”[xxvii]

　　这里的文词可以说是指代一个人的学识，在吴宽看来学识的深浅和笔墨的俗、雅成正比关系。如成俗书，则一书工而已，而和俗相对应的是雅的审美范畴，吴宽所追求的正是宋人所提倡的书卷气。黄庭坚评苏轼书作云：“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而这里的“文章之气”即是指书卷气，吴宽所言和黄庭坚所发相吻合。可见吴宽推重学养，倡导书卷气的书学观和宋人书学思想一脉相承，这为他提倡学宋人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东坡集》“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妙。”

　　综上所述，通过对吴宽书法题跋的剖析，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其书学思想在其生活的时代背景下的继承性、开创性以及引领性。由于吴宽处在思想变革的时代，随着台阁书风的渐渐衰微，需要一股全新的力量来拯救时风，而和吴宽的前辈且同为朝中重臣的吴人李应祯、徐有贞在书法实践上已开始向唐宋人取法，在书学思想上更是绝去近人蹊径而追踪溯源。他们复古、拟古的书学观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吴宽。而吴宽的大量题跋中有台阁体对书法钳制的反思，提倡法宋推王，肯定人品在毕业论文格式书法中的重要性等等，这些观点无疑让明中后期的书家们开始觉醒，其更是吴门书派出现的重要奠基石之一，可以说吴宽在明中期书法方面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注释：

　　i李彤.书法艺术的思考与阐释[M].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52.

　　ii季伏昆.中国书论辑要[M].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519.

　　iii （宋）欧阳修，《笔说·学书静中至乐说》，《欧阳修全集》卷 129 中华书局，页1967，2001年。

　　iv （宋）欧阳修，《六一题跋》卷十《集古录·杂法帖六》。

　　v 《中国书法史·元明卷》，黄惇，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01页。

　　vi （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百五十七《题解大绅书黄庭经》。

　　vii （明）陆深《陆俨山集》卷八十六《跋东海草书卷二首》。

　　viii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三》，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四。

　　ix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三《艺语·白沙书》。

　　x 《跋赵吴兴临王右军十七帖》，《匏翁家藏集》卷五四十九。

　　xi 《跋子昂临羲之十七帖》，《匏翁家藏集》卷五十。

　　xii 同42

　　xiii 《墨缘汇观录》卷二《宋克书杜工部楠木为秋风所拔叹卷》，《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页95。

　　xiv 詹景凤：《詹氏小辨》，见《佩文斋书画谱》卷四十（据扫叶山房 1919 年本影印，北京： 中国书店，1984 年。

　　xv 《跋王右军真迹》，《匏翁家藏集》卷五十五。

　　xvi 《题锺繇真迹》，《匏翁家藏集》卷五十五。

　　xvii 《跋王献之真迹》，《匏翁家藏集》卷五十五。

　　xviii 《跋赵吴兴临王右军十七帖》，《匏翁家藏集》卷四十九。

　　xix 《跋张即之墨迹》，《匏翁家藏集》卷五十一

　　xx 任平，方爱龙.《中国书法全集》.北京荣宝斋，2000 年版。

　　xxi 《跋王光庵遗墨》，《匏翁家藏集》卷五十一。

　　xxii 《苏轼文集》卷六十九《评杨氏所藏欧蔡帖》。

　　xxiii 《跋东坡墨迹》，《匏翁家藏集》卷五十一。

　　xxiv 《苏诗补註》卷四十八。

　　xxv 钟人杰辑《性理会通》，《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年版，第233页。

　　xxvi 《跋蔡忠惠公谢赐御书诗真迹》，《匏翁家藏集》卷五十三。

　　xxvii 《跋鲜于困学诗墨》，《匏翁家藏集》卷五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