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索尔·贝娄心灵的重要著作

　　摘 要：张军博士的《索尔·贝娄成长小说中的引路人研究》一书，从引路人的独特视角切入，探讨索尔·贝娄的《勿失良辰》、《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及《贝拉罗莎暗道》三部作品中引路人对主人公的成长影响及引路人的文学意义，继而探寻索尔·贝娄在小说中体现的心灵追求，内涵深刻。张军博士在此书中展现了其超群的专业素养，用词精准，条理清晰，论述全面，重点突出。读完此书的我，深感意犹未尽，受益良多。

　　关键词：索尔·贝娄 成长小说 引路人 《索尔·贝娄成长小说中的引路人研究》

　　近来，张军推出了《索尔·贝娄成长小说中的引路人研究》一书，引起了学界的较高关注。该书独辟蹊径，从引路人着手展开研究，立意非常新颖。张军指出，“引路人是成长小说的重要概念，这些引路人通常采取某些手段或通过自身行为对被引领者施加影响，向其道出前进的方向”。[1] 张军分析美国犹太文学发展轨迹后认为，“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犹太文学二战后有过两次发展高潮”，[2]作为最杰出的战后美国犹太作家，索尔·贝娄的诸多作品具备成长小说的典型特征。在张军看来，国内外学界已围绕多个层面对贝娄的成长小说展开了研究，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鲜有研究者从引路人的角度探讨贝娄成长小说的意义，因此，张军博士的这本书弥补了贝娄成长小说研究的一个缺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索尔·贝娄成长小说中的引路人研究》结构完整，内容丰富。在绪论部分作者论述了与之相关的背景及理论，包括索尔·贝娄研究综述、成长小说概念及索尔·贝娄小说的成长主题、贝娄成长小说的研究现状、本书研究的源起等。接下来分别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三部小说《勿失良辰》、《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及《贝拉罗莎暗道》中引路人的影响，紧接着讨论贝娄成长小说中引路人的共性及其文学意义，最后得出重要结论。

　　一、深入分析了索尔·贝娄三部小说中引路人的影响

　　对《勿失良辰》、《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及《贝拉罗莎暗道》中的引路人影响分析是此书的重要内容，作者分析时遵循如下模式：“主人公的困惑——引路人的引领——主人公的改变”，[3]22条理清晰，使人一目了然，易于理解。同时，为了使读者更加深入明确地理解内容，作者适当结合了一定理论或其他学者的观点加以阐述。《勿失良辰》“被瑞典皇家学会称为现代典型作品之一”，[4]在分析作品中塔莫金医生的影响时，作者首先展现了主人公威尔姆的生存困境，包括“美国梦的破灭、家庭破碎、紧张的父子关系、异化现象、受虐狂症状以及死亡的阴影等”。[3]31-32在论述威尔姆面临的异化现象时，作者结合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和利奥塔尔的后现代社会理论，使读者在了解威尔姆生存困境的同时，也对相关理论有了一定的认知，无形中扩大了知识面，可谓一举两得。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作者的博闻强识，令人钦佩。威尔姆面临的生存困境，给他带来了无法形容的内心痛苦和巨大的压力，此时的他迫切需要一个能带他走出困境的引路人，这个人就是塔莫金医生。评论界对塔莫金医生褒贬不一，作者也没有为了突出其引路人形象而忽略其负面评价，保证了人物形象的完整性。不可否认的是，塔莫金医生“多个领域的广泛涉猎和不平凡的经历”[5]使其足以充当威尔姆的引路人，他先是采用说教、讲故事等多种手段来获取威尔姆的信任，然后帮助威尔姆分析家庭矛盾、社会问题、个体矛盾，并指出解决措施，提出了“此时此刻”的办法。在塔莫金的引领下，濒临崩溃的威尔姆逐渐建立了“亲社会”观，作者从“亲社会”关的三个重要特征：“利他性”、“利己性”、“社交性”出发，论证威尔姆在塔莫金的引导下，解决问题的措施和思想都具备以上三个特征，从而证明威尔姆“亲社会”观的建立。

　　“贝娄的作品通常运用多种手段把犹太民族的困境展现于世人面前，表达了他对犹太宗教伦理与历史文化的关注。”[6]和《勿失良辰》中的威尔姆一样，《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的主人公赛姆勒先生也是一个被困惑包围，而后被引路人引领的人物。赛姆勒先生人生困境的集中体现在难以阻止犹太信仰的消退，而造成这种困惑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历史困境：“二战大屠杀使他失去了包括妻子在内的许多亲人，他的一只眼睛及神经系统也遭受损伤”；[7]二是现实困境：定居美国后，赛姆勒无法理解他所接触的人和经历的事。历史困境使赛姆勒不断质疑上帝的仁慈，现实困境使其再次质疑、抱怨上帝为何对人类诸多的堕落与罪恶视而不见。在此双重影响下，赛姆勒的宗教信仰处于无法控制的消退之中，而此时，出现在他面前、将他带出困境的引路人就是他的侄儿、东欧犹太移民伊利亚·格鲁纳大夫。格鲁纳大夫引领赛姆勒先生犹太教信仰回归的主要手段是“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多种方式践行犹太律法”，另外还有两个主要手段是“提倡乐观精神”和“重视人及其生命”。“格鲁纳大夫用一系列践行犹太教的实际行动在多个方面给赛姆勒先生做出了表率，在潜移默化中教育他如何阻止犹太教信仰的消退，如何坚定自己的犹太教信仰。”[3]71“鼓励并资助赛姆勒奔赴耶路撒冷”是格鲁纳引领赛姆勒的一个重要举措，旨在提醒赛姆勒到犹太人心灵的故乡汲取养分，培养宗教信仰。在格鲁纳大夫的引领下，赛姆勒先生重新认识了世界与自我，他的犹太教信仰也得以回归，体现在多个方面，作者在书中都一一加以论述，全面而清晰。值得一提的是，让赛姆勒的宗教信仰彻底回归的是格鲁纳的离世。

　　《贝拉罗莎暗道》通过一位没有姓名的叙述者之口，集中描写了哈里·方斯坦及其妻子索莱拉和比利·罗斯之间的一段故事。小说的名字“贝拉罗莎暗道”指的是“二战期间百老汇娱乐业大亨犹太人比利·罗斯为拯救欧洲犹太人而成立的地下营救组织”。[8]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位犹太人，在物质上取得巨大成功之后，他终于摆脱了卑微的出身，来到费城，取了上层社会的白人女子为妻，住到了富人区。然而，他的犹太历史意识却呈现出缺失的态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叙述者无法理解父亲，不能处理好与父亲的关系；其次，叙述者无法理解方斯坦夫妇，并且缺乏与方斯坦夫妇的联系；再次，叙述者对犹太教信仰产生了动摇；最后，主动选择异化也成为叙述者犹太历史意识缺失的重要特征。值得庆幸的是，叙述者也有自己的引路人——方斯坦夫妇，不过与前面两部小说的引路人不同，叙述者在与方斯坦夫妇见面以及之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引领作用。然而，当叙述者接到电话被迫开始帮助别人寻找方斯坦夫妇之后，叙述者重新回忆了三十年前的往事，在此过程中，方斯坦夫妇不知不觉地成为了叙述者的领路人。方斯坦的欧洲历险经历和美国成长经历成为引领叙述者的重要来源，另外，方斯坦的妻子索莱拉的诸多表现以及方斯坦夫妇游览圣地的做法同样起到了引领叙述者构建犹太历史意识的作用。在方斯坦夫妇的引领下，叙述者“正确认识了以方斯坦夫妇为代表的犹太历史命运，不断认识到自己犹太历史意识缺失的严重性，进而对美国犹太人的历史命运显示了高度的关切，最终，叙述者的犹太历史意识彻底觉醒”。[3]111

　　二、全面探讨了索尔·贝娄成长小说中引路人的共性及其文学意义

　　作者并没有止步于对贝娄这三部小说中引路人的影响分析，在之后的章节中，作者联系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贝娄的创作意图，分析了三部小说中引路人的共性：一是他们都是某些方面具有突出品质的美国犹太人；二是他们的结局比较相似，不是失踪就是离世了。接着，作者深入探讨了每部小说中引路人的文学意义并加以总结。在张军看来，《勿失良辰》中引路人的文学意义主要表现在：既发出了贝娄希望美国犹太人强化犹太身份这一信息，又体现出他渴望美国犹太人建立“亲社会观”的心情；既表明贝娄对美国文学界中新感知运动及荒原观的强烈反对，又展示了他积极乐观的创作思想；既体现了贝娄对人文主义思想的推崇，而且无形中又把自己塑造成了当时纽约犹太知识分子的代言人。《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中引路人的文学意义为：既向世人披露了60年代美国社会极其混乱的严重状况，又提醒了当时的美国人需要把“建立秩序”作为行动的方向；既表明贝娄对宗教观念日渐淡薄的忧虑，又从不同层面表明他本人仍然对犹太教信仰抱有坚定的信念；既表明了贝娄对美国文学界盛行的荒原观、存在主义思想、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不屑，又强调了贝娄积极向上的文学创作观，并且凸显了贝娄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贝拉罗莎暗道》中的引路人文学意义表现为：既全面揭露了美国犹太民族历史意识整体缺失的现状，又勾勒出了美国犹太民族的屈辱史，表明了贝娄本人渴望美国犹太民族强化历史意识的迫切心情，道出了他本人对历史的坚定信念；既向美国犹太民族详细阐释了强化历史意识的具体做法，他本人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指引美国犹太作家建构历史意识的作用。“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迁，但文学却能用其独特的魅力震慑不同时代的读者和观众。”[9]“《勿失良辰》、《赛姆勒先生的行星》和《贝拉罗莎暗道》分别以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80年代的美国为背景，既反映了美国犹太人的生存状况，又反映了美国人的生存状况。贝娄在三部小说中设置不同类型的引路人，从宏观层面上看，这传递出多重文学意义，即贝娄认为：不同年代的美国人需要不同的引路人；美国文学发展需要引路人；整个人类在前进的不同阶段需要引路人。”[3]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