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小城之春

　　摘 要：费穆导演被尊为“中国现代电影的先驱”，他终其一生践行着自己的艺术理想，凭借对中国古典美学的感悟和对诗一般镜头语言的尝试，拍摄了《人生》《狼山喋血记》《孔夫子》《生死恨》等多部经典作品。1948年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更是其巅峰之作，获得了颇多赞誉，几十年来人们对这部电影的解读非常之多，本文从电影美学和电影语言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从而探究《小城之春》在当代背景下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费穆；小城之春；电影美学；电影语言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2-0123-02

　　一、从电影美学角度又看《小城之春》

　　电影美学的定义和范围颇为复杂，引用朱小丰对电影美学的定义为：“电影美学是研究通过电影这种艺术形态表达出来的人类审美行为和审美意识的科学。”从这个定义来延伸的话，又可以包括电影摄影的美学意义、导演风格的美学价值、电影意象意境的审美趣味等等很多个方面。这里简单列举以下几项。

　　（一）《小城之春》中的古典美学

　　李少白先生认为《小城之春》是中国现代电影的先驱，具有中国电影自身民族性的特征，如同《公民凯恩》具有美国特征一样。《小城之春》使电影艺术达到中国古典美学中诗的境界，也可以说它是诗文艺传统在电影中的复苏与再现。

　　《小城之春》中的古典美学主要体现在“发乎情止乎礼”的道德思考。玉纹的丈夫礼言在床卧病多年，她每天过着同样的日子，生活十分乏味。当玉纹的初恋情人同时又是礼言的朋友章志忱来到小城时，一切看似平常没有变化，但是每个人的内心都翻起云涌。电影正是通过表达这样的伦理困惑以及片中人物最后所作出的选择体现出“发乎情止乎礼”的古典道德主题。可以看出，《小城之春》中，所有的人物都是自由的，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玉纹身边既没有公婆的高压，也没有儿女的牵挂，因此这种道德责任感不再化身于任何具体的物质形态而更具崇高性。这种道德力量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像血液一样溶解于男女主人公的体内，两人越是想接近，内心就越痛苦；这种道德力量的可爱之处，在于一旦人们在情感漩涡中挣脱出来，恢复本来所应处的位置时，人们的内心则变得安宁与自在。导演的聪明之处正在于让这种相思恋情自由抒发，让传统的伦理道德渗入现代人道主义精神，让男女主人公做出自己的选择后，使这种伦理道德更具有内在向生力，完全不同于其他的伦理说教。结尾处，礼言自杀未果，玉纹重新发现了丈夫的真情，戴礼言第一次登上城墙，玉纹也握住了丈夫的手，晚霞满天之时，送走了章志忱，这是一种精心的构思，充满了古典美学意味。

　　时下，我们来到了更广阔的世界，我们步入了另一个世纪，我们拥有了比以往时代更广泛的自由，类似影片中情感和伦理探讨越来越多，人们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在快节奏的今天，感情更多的成为了一种消费品，虽然不一定需要以抑制情欲为代价来保证伦理，我们所想要呼吁的是，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是否能够把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更加进行关注，使选择变得谨慎而非轻易。虽然时代是快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将自己的心慢下来，感受古典传统美学的魅力。

　　（二）《小城之春》中的意象美学

　　在片中，“旧园”与“颓城”取代了写实的具象之城，费穆用寥寥数笔勾勒出小城轮廓，用写意的手法构建了小城的意象，这里的小城如符号般，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或者有什么历史，它可以是任意一个我们所走过的小城。而出现七次之多的城中之墙，无疑是《小城》中最重要的意象，全家人同游城墙，玉纹与志忱同上城墙，玉纹与礼言也同游城墙……这一城墙的意象背后包含着导演深刻的历史感悟和人生苦痛。1948年当时的中国，抗日战争接连国内战争，多年的战争给小城留下不可抹灭的伤痕，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城外是世界的春天，是希望的象征，一城一春，在这个意象之下，被困在城墙中的几位主人公的焦灼与彷徨仿佛刻画了一副时代的肖像，烘托了当时现实中普遍的深沉的苦闷。

　　除了城墙这一意象，片中几位人物的形象也具有典型的寓言意味。戴礼言身穿长袍，疾病缠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每天在破旧的墙边坐着，不时堆砖砌瓦，回顾过去的美好日子。章志忱则完全不同，他身穿西装，从事西医职业，是典型西方新文化的代表。而玉纹这一女性角色，通过独白和旁白，负载了男性多重欲求和多重文化的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说，玉纹正是费穆先生的化身，正是导演的困惑与怅惘，感情上倾向新学，身份上却是旧人，心里想的是西式的自由奔放，理智的锁链又将自己缚住。礼言和志忱两人的性格代表了两种文化形态融合所必须的前提条件：传统文化必须有开阔的心胸，能够接纳新的事物，并保持自身的精华部分；而西方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自身也在不断发生变异。这也许就是费穆先生对中西文化融合的极佳阐释。在新旧冲突中，费穆想弃旧图新，在中西冲突中，费穆显然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边。这两种冲突的交叉，蕴育着希望与生机，也是影片《小城之春》的意义所在。

　　现在我们已站在世界的前端，步入和平的年代，创伤和破败早已过去。但必须承认的是，中西方的文化冲突和融合却比以往更加紧密和激烈。这不仅仅是能够通过一部电影两种角色所能阐释的当代复杂文化背景。这种融合需要把握到何种程度，文化冲突下的电影艺术作品是否还能保持着像费穆先生一样的思考和品格，而不仅仅沦为商品娱乐形态，是我们所有关注的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