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拉康心理学理论解读《动物凶猛》中的我

　　内容摘要：在《动物凶猛》中，王朔通过“我”回忆少年的“我”，运用反讽的黑色幽默将那段荒诞的时代与当下时代相串联，让我们与“我”一同经历与成长，“我”身上表现了时代的症候。本文采用拉康关于主体心理结构三个级别的理论从主体心理发生的角度来解读“我”的成长。

　　关键词：《动物凶猛》 拉康 想象界 象征界 实在界

　　《动物凶猛》是王朔“顽主”系列的青春篇，写的是“文革”时期发生在北京“军队大院”的孩子们身上的故事。王朔称这部小说是：写给同龄人看的。但感受更深的恐怕是成年人，因为王朔把他们在童年时代所经历的隐私、冲动、性幻想、潜意识全曝光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文革”。“我”、米兰、高洋、于北蓓这群人的青春期的躁动狂热恰恰与秩序解体的时代相关，使得青春期的冲动、叛逆、自负、自卑、幻想、暴力被置于一个特殊情境下而被夸张放大。“我”面对着特殊的时代下空前自由，以及自我过渡期的生理和心理的巨大变化，重新认识自我与世界，重整想象、象征与实在。这同拉康关于主体心理结构三个级别的理论不谋而合，故借助这一理论从主体心理发生的角度解读“我”的成长。

　　一.想象界的自我认同

　　拉康认为“主体心理结构”由三个界别构成：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镜像阶段”是想象界的重要概念，指“婴儿6到18个月大的时候， 它尚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协调四肢的运动。但当它第一次站在镜子前， 镜中的影像能给它提供一种同一性和完整性。婴儿识辨出镜像和自己身体间的一种关联性。通过和镜像认同， 它第一次将自己构想成一个内在协调并且具有自我主宰力的实体。”（Lacan 365）婴儿从镜子中认出“自己”时，他会感到欣喜和发笑，这是自我形成的第一次认证，镜像是“通过成像或自恋认同建立起来的”，是主体的“理想自我”、“完美的自我”。想象界产生于镜像阶段，但并不随镜像阶段的消失而消失，而是继续发展进入主体成长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在小说中，青春期出现的生理变化使得“我”产生了性冲动和攻击性冲动。这时出现两个重要任务，对自身形象社会认同和自身形象性别认同。

　　首先是自我形象的社会认同。“惟一可称得上是幻想的，便是中苏开战。我热切地盼望卷入一场世界大战，我毫不怀疑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会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而我将会出落为一名举世瞩目的战争英雄。”“我”将成为“战争英雄”作为“理想自我”，然而由于现实的不允许，“我”的攻击性冲动转化为参加群体暴力和“低级趣味”——开锁。锁舌跳开“嗒”的一声，带给“我”极大的欢欣和刺激。同时，开锁这一行为具有性的暗示，展现了“我”对尚不明晰的性冲动和性焦虑的一种外露化宣泄。“我”认为这样的快乐“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攻克柏林战役的苏军老战士也很熟悉”。“儿童在看到自己在镜子中的形象或者在模仿他人的同时也就发现了其自身的形象。”“我”通过吵架斗殴、开锁等方式来模仿自己想象中的形象，并且通过与那一群大院的孩子形成的“社会”进行交往获得形象认同。然而，“我”不断地模仿却始终不是真正经历，使得自我的意识永远也无法获得统一性、一贯性和整体性。“想象本质上是自恋的，对自我来说也是一种异化，因此也就饱含了一种侵凌的成分。”主人公和大院的那群孩子在街上“拍婆子”被带进了派出所，他一下就哭了，警察认为他还是一个不懂事的毛孩子就把他给放了，这对他刚刚觉醒的自我意识是一个强烈的打击。“我”认为的接近“理想自我”的行为却遭到了成人世界的否定。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便遭受到了心理落差使得他感觉到自己的怯弱和渺小，强大的自尊心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使得其心理开始产生了变化。

　　无形的欲望在人的意识中涌动，这种欲望只有通过外部世界的不断刺激加上在自我认同感上的强化，才能够使得欲望变成一种正面能量，付之于生活中的一些方面。在一个缺乏正常秩序的社会环境中，欲望无法转化到正确的方向，造成了日后可怕的后果。拉康认为，婴儿从外部世界的反射中看到的“我”（实际上他者）误认为是“自我”的行为是一种异化的表现。“我”的认识是感性的且难以描述的，同时他执着追求的战争世界是虚幻成像，他误将两者融合，导致了他的自我认知上的错误，使其进一步异化，落入自我异化的状态。

　　大院的孩子和六条胡同的孩子打群架，胡同的一个孩子已经被打趴下了，正当大院的孩子准备撤退的时候，主人公突然冲出来拿起砖头朝那个孩子的头上一阵乱拍。同伴说他手够黑的时候，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的形象在手中的血迹和他人的痛苦中获得了建立。

　　而自身形象的性别认同则需要通过异性来实现。通过异性来实现定位和认同。青少年发现自身的不完美和缺失性，从而产生对异性理想构造的好奇，即“彼性理想”。“我”缺乏父母管教，也逐渐认识到母亲并没有像童年时候那样完美，因此“我”希望有一个不一样的他者能够帮助自己实现性别认同。一次入室偷窥使他被挂在墙上的彩色照片吸引了，一位身着泳装的少女。“我”久久地凝视她，被她深深地打动了，他渴望见到她。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这位叫米兰的女孩，这位类似于父母般的他者让“我”有了能够倾诉心事和虚构英雄事迹的对象。这时的米兰在“我”心中是圣洁、伟大、美丽的。这位完美的暗恋对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的自恋表现。

　　二.象征界的阉割和转移

　　想象界的主人公在小伙伴和米兰之间获得了认同，却在象征界受到了“父亲之名”的冲击。拉康认为：“象征界的标志是主体对俄狄浦斯法则内化这一忍着上发生的变化。”这一变化在“俄狄浦斯阶段”在产生，即“当婴儿18个月到4岁大的时候。这时想象界中婴儿和母亲（原初他者）间和谐的二元关系由父亲的介入被打破，形成一种三元关系。俄狄浦斯阶段的父亲更确切说的是社会法规的代表而不是生理意义上的父亲，即婴儿争夺母爱的对象。”拉康称其为“父亲之名”。“父亲之名”的法则打破了主体想象性的和母亲（原初他者）的同一关系。因为原初他者的缺失而造成主体被象征性地阉割，产生了烦恼与空虚。

　　“自我的作用只是为了用对话语来说最根本的抗拒来掩盖主体的位移。”主人公通过向米兰诉说自己的光荣事迹和独特思想，希望证明自己是“男人”而非“男孩”。然而米兰仅仅是静静地听着，并没有产生什么兴趣。主人公展现自己的对成年女性的独特的爱，然而米兰只是将他当做一个男孩而非男性，这种急切的表达反而暴露了“我”的孱弱与怯懦，加重了烦恼和焦虑。

　　当“我”处于象征界这一言谈情境中时，他将米兰作为想法和欲望的倾注对象，成为结构性意象。由于叙述者——进行回忆的中年的“我”与在回忆中的少年的“我”言语出现了偏差，我们也很难想象真正的米兰究竟是什么样子。当“我”将米兰介绍给自己的伙伴时，希望获得一种来自同伴的认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可是米兰与这群孩子中最年长成熟的高晋产生了感情。这让主人公感到自己被嘲弄了。这场“横刀夺爱”中，高晋成为“父亲之名”的代言人，他侵犯了主人公的隐秘世界，亵渎了他对米兰所代表的的异性的美好想象。米兰是“我”自我镜像的投射，而高晋夺取对象造成“我”的镜像破灭，使得“我”无法坚持自己想象的自恋对象，这是“父亲之名”的最初威胁。高晋夺取了米兰的爱使得主人公陷入了苦闷、嫉妒和焦虑，“彪哥”这位黑社会大哥以米兰昔日恋人的身份出现则将主人公已经产生裂缝的镜像击的粉碎。作为“我”心中圣洁、美好的象征的米兰却有那样不堪的历史，更令“我”感到吃惊的是，米兰那“遇辱不羞的坦然面容”和高晋的“不卑不亢”。“我”发现自己离他们好远。当“我”看着米兰在泳池里与高晋大闹时的肆意，和她那副“水淋淋、皱巴巴的嘴脸”时，他开始感到无尽的厌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