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田国男与周作人的鬼怪思想(2)

　　但是，近代中国文人当中，谈论鬼怪较多的代表当属周作人。由于从小对《聊斋》《封神演义》等奇幻空想的阅读兴趣，使他本人并不相信有鬼，但其一生为何撰写了很多有关鬼怪之说的作品呢。首先是因为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接触过当时西洋最新的人类学和神话学，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尤其爱读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莱则和神话学者、民俗学者安特路郎的著作。周作人从他们的著作当中不仅了解到了有关英国和世界各国的鬼怪知识，还更深刻地懂得了把近代学问作为对象研究鬼怪的意义。另外，虽然周作人从留学时期到五四时期主要是以弗莱则等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民俗理论为理论吸收的主要来源，但是在日本留学末期，周作人接触到了柳田国男最初的民俗学著作《远野物语》，自此以来，他就对柳田的《日本民俗学》等杂志爱不释手。当然他也阅读了柳田国男其他很多有关鬼怪的研究以及日本与鬼怪有关的书籍。可以说因为阅读了英国和日本有关鬼怪的书籍以后，他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的鬼怪，对其进行研究。据柳氏学说后继者直江广治的《中国的民俗学》所说，周作人几乎全部存有柳田发表的所有著作；周作人对柳田国男的知识摄取跨时长达六十年之久。通过周作人的作品可以窥见其鬼怪思想的内涵。

　　首先，周作人认为鬼怪是人类精神的产物，是人类精神的内在表现。他在作品《文艺上的异物》中这样说道：“民间的习俗大抵本于精灵信仰，在事实上于文化发展颇有障害，但从艺术上平心静气的看去，我们能够于怪异的传说的里面瞥见人类共通的悲哀或恐怖，不是无意义的事情。科学思想可以加入文艺里去，使他发生若干变化，却决不能完全占有他，因为科学与艺术的领域是迥异的。”另外，正如他本人在《鬼的生长》中所说的“我不信鬼，而喜欢知道鬼的事情，此是一大矛盾也。虽然，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我不懂什么是二气之良能，但鬼为生人喜惧愿望之投影则当不谬也”。他认为鬼怪的信仰不仅反映出现世的无奈，也寄托着哀人的希望。现世生活的惨烈痛苦使人们不自觉地将希望寄托于幽冥幻化的鬼怪世界。他相信从鬼的信仰里可以看到平常难以看到的人性，体味到俗世民生的悲欢喜乐、生死观念和习俗信仰的影子。

　　周作人在认为鬼怪是人类精神产物的同时，他还认为鬼怪也是人类文化的产物。文化产物必定带有民族精神的色彩。所以鬼怪中不但能表现出人类共通的悲哀和恐怖，还是异文化特性的缩影。在他的作品《说鬼》中这样写道：“我想假如有人决心去作“死后的生活”之研究，实是学术界上破天荒的工作，很值得称赞的。英国弗莱则博士有一部书专述各民族对于死者之恐怖，现在如只以中国为限，却将鬼的生活详细地写出，虽然是极浩繁困难的工作，值得当博士学位的论文，但亦极有趣味与实益，盖此等处反可以见中国民族的真心实意，比空口叫喊固有道德如何的好还要可信凭也。”可见，他认为通过鬼怪能够探索出中国民族的特性。

　　应该说，周作人和柳田国男的鬼怪思想基本上是统一的。这其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对柳田国男的思想的受容是（接受并吸收、容纳之意）非常深广的。但是由于身处不同国家，受两国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影响，因此周作人在妖怪思想方面又有与柳田国男不同之处。这就是周作人的鬼怪思想当中还有着对中国民族病态的批判。

　　1936年周作人在他的作品《关于雷公》一文中这样写道：“中国人重实际的功利，宗教心淡薄，本来也是一种特点，是关于水火风雷都充满那些恐怖，所有记载与说明又都那么残酷刻薄，正是一种病态心理，即可见精神之不健全”。周作人在作品中谈鬼怪意在正类人间表现国民心理的缺陷与不足，通过民俗仪式营造诡异的氛围，叙述人间的丑恶事情、人性的丑态、社会的不公，抒发了孤愤之情，嘲讽了庸者的愚蠢。

　　四.小结

　　综上所述，柳田国男和周作人在鬼怪问题上有很多思想是相通的。即他们都是通过写鬼怪来探求凡俗的人世生活、精神心理，探索出本国的民族特性。但是由于身处不同国家，受两国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影响，因此在鬼怪方面又各有其特点，内涵方面各具其民族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