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王国维的“出入”说

　　摘 要：王国维的“出入”说是其《人间词话》中一个很重要的美学审美观点。对艺术创作主体而言，在创作过程中，必须既能“入”，又能“出”。本文试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出入”观、“出入”说与西方美学中的“移情”说、“距离”说的比较角度来把握王国维“出入”说的基本内涵。

　　关键词：王国维 “出入”说 “入乎其内” “出乎其外”

　　《人间词话》第六十条云：“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这就是王国维的“出入”说，它从审美角度辩证地论述了“入”与“出”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我们必须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切入，才能准确把握王国维“出入”说的基本内涵。

　　一、一脉相承于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出入”观

　　徐中玉先生认为最早明确提出“出入”说的是南宋陈善，陈善《扪虱新话》云：“读书须知出入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乃尽读书之法。”他谈论的是读书方法，意思是说读书时使自己进入书中才能明白“古人用心处”，但不能始终沉浸其中，否则就会“死在言下”，要能从书中跳出来，独立思考，才能准确把握作者的神思。清人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对读书之“入”法做了进一步论述：“欲除俗陋，必多读古人文字……以心入古文中，则得其精髓；若以古文填入心中，而亟求吐出，则所谓道听而途说者耳。”他认为在读书时只有用心领会，才能“得其精髓”；若是急功近利“掉书袋”式地理解，就只是道听途说。汪琬在《与梁日缉论》中以“出入”论文：“凡为文者，其始也必求其所从入，其既也必求其所从出。彼句剽字窃、步趋尺拟言工者，皆能入而不能出者也。”龚自珍在《尊史》一文中论史时也曾谈到“入”与“出”的问题，其实质是史家对实际世务的考察立论，属于认知范畴。

　　通过对传统文论中的“出入”说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出入”说从产生时就是辩证统一的。王国维则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从创作主体角度论说了作家对宇宙人生为什么必须“入”又必须“出”的道理，且认为对于“入”与“出”是有先后顺序的。“先入后出，必须入又必须出，创作上的这种‘出入’思想，深刻体现了古代文论一路发展下来的艺术辩证法。”{1}

　　二、与西方“移情”说、“距离”说的比较

　　“出入说”与西方美学思想有一定相通之处，“入乎其内”与“移情”说有相通之处，“出乎其外”则与“距离”说有近似之处。

　　（一）“移情”说与“入乎其内” “移情”说是西方传统美学中关于美和美的本质的学说，指人们在观照外界事物时，把人的主观情感移到外物中去，使外物生命化，具有人的感情。立普斯在《论移情作用、内模仿和器官感觉》中说：“移情作用所指的不是一种身体的感觉，而是把自己‘感’到审美对象里去。”其实只要把自我移入自然事物之中，把自我移入宇宙人生之内，就能达到物我合一。

　　“移情”说与“入乎其内”的基本内涵是相通的，或者说是基本相同的，都是追求一种“物我合一”的境界。不同的是，“移情”说以主观唯心主义为哲学基础，否定美的客观存在。王国维的“入乎其内”则认为物本有情，与作家的情感不谋而合，从而达到“物我合一”，而不是作家主观情感的生硬植入，如“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移情”说作为完整的美学理论，只讲“入”不讲“出”，相较于王国维“出入”说的辩证统一逊色了许多。

　　（二）“距离”说与“出乎其外” “距离”即“心理距离”说，认为审美要超脱万物，跳出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摆脱功利实用的考虑，以纯粹的精神状态来观照对象，才能产生美感。布洛认为人只有摆脱功利主义后，才会把事物置于一定距离外去观照，才能发现事物的美。

　　“距离说”与“出乎其外”的基本内涵是相通的，都要求审美者摆脱现实的功利欲望的束缚，置身事外客观冷静地观察宇宙人生，进行审美鉴赏与文艺创作。但是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和王国维“出乎其外”又有很大区别。二者的审美客体内涵是不同的。“心理距离”说要求审美对象与其他事物绝缘，使其成为孤立的观赏形象。而“出乎其外”是以“入乎其内”的“物化”为前提的，在达到物我合一之后，作家从客观事物中跳出来，置身局外客观冷静地观察事物。这种区别缘于“出乎其外”与“入乎其内”的关联，王国维的“出入”说正是这两方面的辩证统一。

　　由此看来，“移情”说是要“入乎其内”，“距离”说是要“出乎其外”。然而“移情”说只讲“入”不讲“出”，“距离”说只讲“出”不讲“入”。这二者都是看到了真理的“半边脸”，而王国维的“出入说”既强调“入”，又强调“出”，在对立统一中看问题，在矛盾对立中求统一。

　　三、“出入“说的内涵

　　人们在论述王国维的“出入”说时，常引用其后的另一则词话：“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

　　“入乎其内”就是要“重视外物”“与花鸟共忧乐”，予以真切的表达，即“能写之”，作品因此而富有情趣，即“故有生气”；“出乎其外”就是要“轻视外物”，像“以奴仆命风月”一样对待外物，通过凝神观照（即“能观之”），获得对宇宙人生的深层领悟，即“有高致”。“入”和“出”相互联系而又有所区别，是艺术创作活动的两个必要而关键环节。

　　王国维在论述“出入”时对李煜与赵佶做比较。他认为，“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2}。他所谓“能入”，就是要人们真切感受生命，并能推己及人，上升到人类的普遍高度。他认为这二位君主的词境“大小固不同”，原因就在于赵词所表达的只是个人身世之戚，有“入”无“出”，李词则“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能自觉地观照和体验人类的苦难，进而“以人类之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3}，即能“入”又能“出”，所以王国维更推崇后主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