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中“大社会”与“小家庭”的对话

　　摘 要：社会与家庭价值观念的对立是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中一个重要的思想。社会“大公”与家庭“小我”之间的紧张关系形成了小说文本中一张密实的思想对话网，成为作家着重表达的一个重要思想。在小说中，主人公们想通过温暖的家庭世界来抵御冰冷的外部世界，而它们的最终被毁无一不证明了社会意志、社会动荡对家庭安宁与幸福无情的剥夺与摧毁。小说中，作家并没有单向度地对革命时代的社会体系进行社会学的批判，而是借由日瓦戈医生三个心灵家园以及安季波夫家庭的倾塌，展现了个体是如何在国家意志、社会暴力的双重奴役下走向生命的凋零的。

　　关键词：帕斯捷尔纳克 《日瓦戈医生》 大社会 小家庭

　　作为一种社会和历史的存在，任何个体的生命都会以自身特有的方式来承载社会历史的负重。小说《日瓦戈医生》中每一个人物和家庭的命运——冬妮娅一家、拉拉一家、拉拉与安季波夫一家、日瓦戈与拉拉等，都与时代和社会相连。社会就像一只触须发达的章鱼，以一种不可预测的方式缠绕着个体与家庭的生存。

　　面对这样的历史现实，长篇小说作者帕斯捷尔纳克想要表达的是，个体在这样的社会依存中应该坚持怎样的生活原则，什么才是生命的价值所在。作家在小说中通过日瓦戈医生之口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问题：社会体制的确立应该以什么为取向？社会的和谐应该靠什么来实现？民族和谐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社会与家庭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国家的安宁与幸福是靠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胜利，还是应该以家庭的安宁、和谐、幸福为基础？

　　相对于浩浩荡荡、腥风血雨的革命浪潮，家庭生活场景在小说中显得尤为温馨。它静谧、安宁、和谐，仿佛独立于现实时空之外的一种真实的生命存在。家庭是心灵的归宿和情感的寄托。家庭的世俗生活与伟大的生命理想之间并不存在着天然的鸿沟，而恰恰相反，在“生命”“人性”的桥梁的连接下，家庭生活与生命理想实现了有机的联结。小说中描写日瓦戈医生的爱情、家庭生活的大量篇幅表明，爱情、家庭幸福是自然本真生命的依靠，是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重要支撑。小说中，作家以日瓦戈医生的家庭悲剧及其对这一悲剧的思考为线索，提出了家庭幸福则社会和谐，社会动荡则家庭离乱的社会家庭观。家庭的价值、家庭文化在小说中属于主导的价值，超越世上的一切，从这一价值观念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情感取向。帕斯捷尔纳克赋予个体和家庭以及家庭文化至高无上的生命意义。

　　小说《日瓦戈医生》所展现的是冷酷、动荡的外部社会与温馨家庭世界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复杂矛盾。中心人物日瓦戈用来与动荡的外部社会相抗衡的是美好的大自然、炽热的爱情、温馨的家庭、静谧的生活、新生命的孕育、辛勤的劳作、艺术创作等。在这里，自然、爱情、家庭、日常生活、创造性劳动等被作者一一独立出来并赋予了某种崇高的意义，它们是医治、抚慰动荡年代中茫然无助的内心的重要力量，是生命的有机组成。巴赫金说，在家庭小说中，“小说的进程把一个主要的主人公（或几个主人公），从他人的庞大的偶然世界引到一个狭小却牢固可靠的亲人们的家庭世界。在这个家庭世界里，不存在任何异己的偶然的不可解的东西；恢复了真正的人与人的关系；在家庭的基础上复现了古代的毗邻关系，如爱情、婚姻、生育、重逢、父母的安乐晚年、家庭聚餐”{1}。《日瓦戈医生》并非家庭小说，但其中也隐含着一个宏大“社会”和“狭小”家庭的对比。小说中心人物日瓦戈心之所系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时代真理，而是家的感觉。在他的内心世界中，社会革命不过是一个被滥用、变得僵化、使人感到麻木了的名词，因为它所革的是活生生的命，亦即具体的日常生活深深纠葛着的情感、欲望和秩序。而且，这种革命一旦发生，必然有其自身的节奏与规律，身陷其中的参与者抽身其外是无能为力的。这种革命还来自一种远景，这个宏大的远景要求参与者自觉地作出个人的牺牲。批评家巴耶夫斯基认为：“与官方的乐观主义，对革命的狂热和在国家面前对个性的贬低不同，帕斯捷尔纳克正是把个人隐秘的生活放在第一位。”{2}对日瓦戈而言，真理蕴藏在大自然、家庭、劳作、爱情、艺术等这些寻常生活中的现象和行为以及衡量生命存在意义的道德准则当中。日瓦戈从大自然中找到了道德真理与自然真理的融合。在瓦雷金诺的乡间家庭生活让他幸福，对土地的亲近使他获得了一种返璞归真、回归自我的境界，劳动使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快乐与充实。这种回归的快乐还与从事艺术创作的愿望结合在了一起。

　　小说中，家的故事贯穿始终。小说从日瓦戈与拉拉童年时各自的家庭开始，到最后一个又一个家庭被社会动荡摧残地支离破碎而告终。作品主要描写了男女主人公两代人四个家庭（日瓦戈童年时代的家、拉拉少女时代的家、日瓦戈与冬妮娅的家、拉拉与安季波夫的家）的生活史。在小说中，给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家庭是日瓦戈一生孜孜以求的以爱为归宿的生活绿洲，是美好和谐的精神家园，但他的这一生命理想一次次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所摧毁。作品中还描写了其他人物的家庭的毁灭：如加利乌林的家、游击队长的家、革命者加卢津的家、佳古诺娃的家、红军革命战士帕雷赫的家等等。小说中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未幸免于难，无论人们如何努力维护家庭的完整、安宁、幸福，在强大的社会政治之下他们的家庭最终都无法逃脱被摧毁的历史命运。这一个又一个家庭的毁灭同样也鲜明地体现了动荡的社会对家庭的戕害，控诉了社会伦理取代家庭伦理、阶级利益摧毁家庭利益、社会功利剥夺家庭幸福所带来的种种恶果。

　　家不仅是揭示主人公日瓦戈和其他人物命运的重要线索，也是展现日瓦戈个体生命理念的重要路径。家融入在以爱为追求的日瓦戈的全部生命中，成为日瓦戈个体精神世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日瓦戈与冬妮娅建立的“生活之家”温馨、平静而美好。冬妮娅是生命的缔造者与家园之神，血缘层面上的母亲形象。承受因社会动荡造成的无尽苦难，维护恩爱家庭的完整与亲情成为这一女性生命的全部要义。“生活之家”对于日瓦戈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社会动荡使日瓦戈遭受一次次的心灵创伤，而家使孤苦无依的日瓦戈体验到了安定、温暖和幸福。在一战前线度过三年，经历过战争的创伤，日瓦戈深深感到一种生命无处扎根、心灵无处归依这种情感上的落寞和精神上的巨大落差。长期与家人的离别使他在归途中最为兴奋的就是感到自己正一步步靠近自己的家，回到亲人面前。对日瓦戈而言，返回家园就是生命最本质的感受与意义所在。因此，在返回家园的火车上，日瓦戈在心中想：“三年间的各种变化，失去音讯和各处转移，战争，革命，脑震荡，枪击，种种死亡和毁灭的场面，被炸毁的桥梁，破坏后的瓦砾和大火——所有这一切霎时都化为毫无内容的巨大空虚。长期的隔绝之后头一件真实的事就是在这列车上令人心旷神怡地一步步接近自己的家，那是地上的每一块小石子都无限珍贵的、至今还完好无缺地留在世上的自己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