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中“大社会”与“小家庭”的对话(2)

　　在红军游击队度过的日日夜夜让日瓦戈愈益体会到家庭对于他的重要性，他在给妻子冬妮娅的信中说：“难道你还不知道，或者还没有足够理解，正是因为有了你，有了对你的思念，有了对你和家庭的忠诚，才把我从死亡和这两年战争期间所有那些可怕的、毁灭性的遭遇当中挽救出来？”{3}一边是战乱，另一边是与冬妮娅建立起来的家，前者的可怖、混乱，后者的亲切、温馨，两相对照极为鲜明地衬托出这两重世界的截然对立以及家对于日瓦戈心灵的重要意义。

　　与拉拉建立的“精神之家”是日瓦戈心灵的避风

　　港。拉拉是日瓦戈精神、心灵的知音，是苦难与圣洁之女神，是一个具有极大象征意义的女性形象。爱是其精神之源，也是其悲剧之源。小说中这种爱由于被赋予了和谐、理想、创造等的深沉内涵，所以超越了一般的、世俗的情感意义。拉拉以爱为信仰，她的爱情有着太多的内涵：女性的自我人格、女人的主体身份和主体价值、对情感的渴望以及对生活意义的追寻。她在苦难中默默承受，用心生活，化解苦难，努力寻找生命的本真之路。她生活中迈出的每一步都与爱和家有关，生命中的每一个灾难也都与爱和家相连。从少女到成人，从妻子到情人，从颠沛流离的女子到苏联时期集中营的囚犯，她的一生既体验了拥有爱情、亲情的快乐，也尽尝失去爱情、亲人的极大苦厄。对爱与家的憧憬与向往支配着她的人生，她从对家与爱的追寻中找到了生活的力量，也从爱中体味到了生命的本真和生存的要义，然而这种爱却被社会意志的专横和暴戾所摧毁。因此，小说中导致拉拉的爱与家一次次幻灭的黑手被隐曲地指向了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进行将她与丈夫分隔在历史的两岸，“小家庭”被摧毁，社会革命的深入又毁灭了她与日瓦戈爱的“伊甸园”。作者通过日瓦戈与拉拉的“精神之家”的被毁来表现权力政治是如何摧毁个体的精神家园，同时摧毁美与自由的。

　　日瓦戈与马林娜在生活苦难中结成的感人的友谊以及他们组成的家庭是日瓦戈生命历程中最后一个栖息地。国内革命战争结束后日瓦戈最终辗转回到了莫斯科，而充满了狂热、激情和平庸的莫斯科对日瓦戈来说已如同荒漠，爱情不再，亲情已逝，知音难觅，就在这时他遇到了马林娜。小说以不多的篇幅表达了这个虽然平凡，却心灵美好的女性所做出的伟大的自我牺牲。她怀着无比善良的同情心跟随他，呵护他。然而，即使是这样，这对苦命男女的结合也未被社会政治放过。身心交瘁的日瓦戈最终悲惨地倒毙街头，生命最后的家园也最终坍塌。

　　社会动荡、权力政治不仅摧毁了日瓦戈的三个“家”，也是导致小说中另一个主要人物安季波夫的家庭破碎的“罪魁祸首”。社会革命是左右安季波夫命运的巨大推手，革命对于他来说，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历史符号，更是他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所在，是将安季波夫彻变为斯特列利尼科夫的关键因素。在短暂的人生中，真理、革命、社会潮流既为他带来足以骄傲的资本，也为他带来人生的迷惘和伤痛；既是他生命得意的缘由，又是他对自我生存困厄的见证。这个工人阶级的后代，在经受了社会给予的关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敌人、剥削、暴力、专政、新社会等革命语词的启蒙后，逐渐理解并获得了革命的价值观。对于他来说，革命是他成长的全部动力，也是他人生的唯一理想，但严酷的社会现实很快让他理解了革命的吊诡、凶险和无情。

　　父亲、妻子和女儿，这三个与安季波夫生命息息相关的家人，也是其最为重要的精神支柱，然而都因为革命而主动或被动地与他相分离。虽然他与日瓦戈同样体验到了革命的悲壮与苍凉，但他与后者不同，他深深地为社会思潮所“挟持”，带着某种不可遏制的冲动积极投身于革命之中，并且成了革命暴力的工具，用自己的手残害了家。对革命的沉溺使他无法预测后果，亦无法在自身因之而遭受危难时摆脱它，从中超脱出来。在这个革命家、红色将领的眼中，与社会革命相比，个人情感、家庭生活几乎从来都不是最为重要的，在他的生活中也不是占据第一位的要素。然而在他生命的尽头我们看到了他的心灵深处依然深藏着的难以割舍的爱情与亲情，可一切已经为时已晚，妻子与女儿已经远去，留给他的只有永远无法弥补的深深的愧疚。小说正是围绕着“家”这一命题，充分展示了这一人物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

　　小说中日瓦戈引用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诗句“如今我的理想是家庭主妇，我的愿望是平静的生活，还有一大砂锅汤”{4}来表达自己的生活理想。日瓦戈欣喜地赞叹道：“他（指普希金——笔者注）是如何赞美诚实的劳动、职责和日常生活习俗呀！”{5}对温馨、质朴、真实的家庭生活的向往，对一种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生活的珍视是日瓦戈一生的精神求索中最可贵的收获。将个人从时代话语中抽身出来，在扰攘和动乱的社会中对自我保持清醒的认识，回归劳作，回归生活，回归家庭，返归生命的本真——这就是日瓦戈的精神理想：“从清晨到黄昏，为自己和全家工作，盖屋顶，为了养活他们去耕种土地，像鲁滨孙一样，模仿创造宇宙的上帝，跟随着生养自己的母亲，使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新生，创造自己的世界。”

　　批评家巴耶夫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帕斯捷尔纳克歌颂田园诗意般的生活，亦即在庞大、陌生、冰冷、饥饿、流血、充满敌意的动荡的世界中那个属于个人的，温暖的家庭世界。他讴歌田园生活，赞美一种只属于个人的、温馨的、家庭的世界，并以其与陌生、冷漠、饥饿、流血、充满敌意的生活相对抗”{6}。小说中，主人公们想通过温暖的家庭世界来抵御冰冷的外部世界，而它们的最终被毁无一不证明了社会意志、社会动荡对家庭安宁与幸福无情的剥夺与摧毁。作家并没有单向度地对革命时代的社会体系进行社会学的批判，而是借由日瓦戈医生三个心灵家园以及安季波夫家庭的倾塌，展现了个体如何在国家意志、社会暴力的双重奴役下走向生命的凋零的。

　　{1}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32.

　　{2}{3}{4} [俄]鲍·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M].蓝英年，张秉衡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28，282，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