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名教而任自然”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

　　摘 要：“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重要的哲学思想，它的产生与当时黑暗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另外，在当时宽松的文化氛围中，嵇康不受拘束的吸收百家之长，这也促使“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的发生与成长。

　　关键词：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社会文化背景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4-0004-02

　　嵇康（公元224-263年），字叔夜，是谯国铚（今安徽宿县）人。他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玄学家、思想家，亦是“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他所生活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年代之一，他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可谓剑拔弩张：他任侠直言的个性、铿锵正直的人格、深邃自由的精神追求与清新自然的生活渴望都与当时社会的极度不安定、政治的极度不包容、思想精神的极度贫瘠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与冲突。嵇康“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他的这种棱角分明、任侠直言的性格偏偏遇到了“施报更相市，大道匿不舒”的社会现实，在黑暗浑浊的魏晋之际，嵇康内心的焦灼、矛盾与悲恸可想而知。

　　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他主要的哲学思想，他在《释私论》中写道：“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也就是说君子不把情感寄存在私欲上，内心不存有矜持虚夸，反而会通达人情，真正顺应大道，循性而动；而小人隐匿自己的真情，却又装出一副谨慎敦厚的样子来，所以这是违背大道自然的。嵇康这篇文章有很强的针对性，他反对的是司马氏集团虚伪的名教。

　　那么，嵇康哲学思想具体是怎样产生的呢，它诞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什么？笔者认为，考察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哲学思想可以从政治历史背景和嵇康特殊的个人经历这两方面进行探索。

　　一、政治历史背景

　　任何一个思想的产生都不是孤立静止的，它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从公元239年开始，一直到嵇康被杀害的263年，这二十四年的时间正是魏晋禅代之际，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一个时期，政治无序，伦理荡然无存。嵇康哲学思想就是在这种险恶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

　　景初三年正月（公元239年），魏明帝曹叡病死于洛阳嘉福殿，弥留之际将八岁太子曹芳托孤于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共同辅佐。八岁幼童，懵懂无知，朝廷大权便旁落于曹爽与司马懿手中。从此，曹爽和司马懿便开始了明争暗斗的权利之争。次年，皇帝曹芳改年号为正始，自打这一年起，就正式拉开了曹马权利之争的序幕。此后，曹马之争愈演愈烈。正始八年，“曹爽的权利到达顶峰，与司马懿的嫌隙加大。老谋深算的司马懿在此紧要关头假托生病不问政事，却在暗地里开始蓄精养锐。”正始九年，荆州刺史李胜辞别司马懿，借此刺探司马懿是否重病卧床，而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故意装出一副老迈昏颠的样子，李胜信以为真，告诉曹爽“太傅患不可复济，令人怆然。”（《三国志·曹爽传》）不知实情的曹爽以为从此无后顾之忧，于是更加志得意满，正是曹爽的专横独断和飞扬跋扈，给了司马懿一个可乘之机，使司马懿最终篡取了曹魏政权。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正月甲午日，少帝曹芳由曹爽兄弟陪同，一同车驾出洛阳城南，前往高平陵拜祭明帝曹叡。闻此消息后，一直隐忍不发，装病在床的司马懿一跃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洛阳城，发动政变。曹爽兄弟及其亲信党羽悉数被捕，并诛灭三族。就连正始名士中的何晏与夏侯玄也不能幸免于难。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稍有良知的读书人如何不痛心疾首，如何不捶胸顿足地质问：天道丧乎？长久以来读书人坚信的“修齐治平”人生理想在此时早已幻灭，人生该往何处走，又该怎样安身立命，这是士人必须要考虑清楚的。

　　高平陵之变前，嵇康虽然不侍朝廷，守朴山阳，但这都是他的性格使然。然而高平陵之变后，嵇康的隐居有了政治意味。司马家族篡取曹魏政权，却又一脸和气得标榜礼法名教，这种虚伪无耻的行为让嵇康难以容忍。于是他退隐山林，服膺老庄，纵情山水。看似潇洒自由的生活，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激荡着种种不堪忍受的苦楚，在他放荡不羁、无所欲求的表象下隐藏着一颗刚肠嫉恶、关心时事的矛盾心灵。嵇康看不惯司马集团阴谋篡权的卑鄙行径，受不了刽子手反而戴着道德的面具大倡礼法名教的做法。正如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讲：

　　“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司马氏集团所信奉的名教只是掩人耳目的幌子罢了，他需要的是为其政治统治所服务的名教而已，而嵇康所崇奉的却是名教的内涵，是真正的名教。嵇康认为“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恶；虚心无措，君子之笃行”，隐藏自己的真情实感实为小人之行为，所以司马家族利用名教粉饰太平在嵇康看来是隐匿真情的表现，而自己反对这种虚伪造作是遵循了自然本性，君子行事并非依据后果的对错才行动的，君子之所以不同于小人，是因为君子“任心无穷，不识于善而后正也；显情无措，不论于是而后为也。”司马氏集团明明坐实了篡权事实却还想标榜礼教；明明镇压名士言论却还要掩饰自己的私心杂念。这是嵇康所不能容忍的。

　　嵇康作为当时有名的士人，即使避世也是在司马家族的严密监控之下。因为特殊的时代性质与难以企及的名气使然，使嵇康无法像庄子那样自在隐居，不管愿不愿意，他都要站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上，接受狂风暴雨般猛烈的冲击。“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世。”（《三国志》卷二十一王卫二刘傅传第二十一）面对司马昭伸出的橄榄枝，嵇康拒不合作，断然拒绝。如此威望极高的名士既然不能为己所用，司马昭自然不会再任其逍遥，最终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莫须有的罪状将其杀害。对司马氏而言，嵇康不仅是政治上的绊脚石，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即使嵇康没有任侠直言的性格与大胆放纵的言论，他也是难逃厄运的。

　　再者，嵇康大约于正始九年，娶了曹魏宗室沛穆王曹林的女儿（一说是曹林的孙女）长乐亭主，拜“中散大夫”。政治立场不怎么明显的阮籍都被迫出来做了司马昭的官，更别说政治立场异常鲜明的嵇康了。嵇康在《五言古意诗一首》中写道：“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变，六翮无所施。”面对司马氏张来的天罗地网，嵇康挣脱不掉，在乱世之中不愿出仕但又欲隐不能的痛苦心情被黑暗与逼仄的现实环境压迫得喘不过气来。这种失去个体自由又毫无希望的生活，确实需要发泄来缓解。阮籍的穷途之哭；刘伶外出，让人荷锄相随，并说“死便埋我”。相较于阮籍刘伶的行为主义，嵇康则更加内敛，他完全没有放诞的行为举止，但他把愤懑写入诗文之中，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嵇康忘不了人间世事，对现实社会存有强烈愤懑，对司马氏集团虚伪嘴脸更是无法容忍，如此才会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