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名教而任自然”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2)

　　二、嵇康特殊的个人经历

　　《三国志·王粲传》注引嵇喜《嵇康传》中称嵇康“家世儒学，少有隽才，旷达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受，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由此可见，嵇康出身于儒学世家，但他“旷达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的个性却在年少时就已形成，一直到嵇康被司马昭杀害，其个性没有发生过变化。按理说“家世儒学”的嵇康应该有循规蹈矩的性格，但他却是任性不羁的，笔者认为，这种矛盾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一是嵇康虽然从小生长在儒学世家，但他幼年丧父，母兄见骄，对嵇康一直没有进行过多的管束。嵇康在《幽愤诗》中描述：“嗟余薄祜，少遭不造。哀茕靡识，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爱肆妲，不训不师。”另在《五言诗三首答二郭·其二》中也写道：“昔蒙父兄祚，少得离负荷。”在给山涛的绝交信中嵇康也因“母兄见骄，不涉经学”为由回绝山涛自己为什么不做官。通过嵇喜对弟弟的了解和嵇康自己在诗文中的自述，可以了解到，嵇康虽然生长在儒家，但因为少时母兄的娇惯使嵇康不仅没有系统学习儒家知识，更养成了我行我素，旷达任性的性格。

　　其二是当时的时代风气使然。一方面，自汉代以来，维系人心、统御文人的儒家经典日渐衰颓。自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之后，儒学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白虎观会议后，皇家拥有了对儒家经典的唯一解释权。经典依旧是经典，但已经不是孔子真正的东西了。“他们那时所倡导的，是《春秋》内面的微言大义。……他们主张爬出百家，统一思想，建立绝对的君权政治”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汉代儒学“在政治的统制力量没有崩溃以前，它的地位是不会动摇的”。但当汉代政治摇摇欲坠的时候，儒学也开始分崩离析。所以，汉代儒学是与大一统政权绑缚在一起的，它们一荣俱荣，一损皆损。

　　另外，就儒学自身的发展来看，从武帝尊儒后，儒学就少有变化，模式僵固，无用繁琐，“迂滞若是，通人鄙其固执”。特别是到了东汉末年，宦官与外戚交替专权，守故鲜有变化的儒学在“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后汉书·儒林传论》）的险恶政治下更是一无是处了。原本以研经为生的汉儒们在奸佞当道的桓灵年间也失了利禄之门。《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传》中，范滂被宦官处死之际，对其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恶是肯定为不得的，但为善却又落得如此结果。在当时这样大义不行的社会，儒学已经不是读书人的护身符了，于是其中的一些士人意识到，依附于儒学，研究那些既不能保身又无法救世的经典，是一无是处毫无实用的。所以，如此失去权威与约束力的儒学，自然会“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后汉书·儒林传论》）了。士人在摆脱正统儒学与守旧经典的同时，他们的思想也开始转向了更为广阔的领域，最明显的变化便是注意力从大一统政权上挪开，关注起个体的生存与个体的价值。

　　另一方面，曹魏时期，“魏武的贵刑名，魏文的慕通达，曹子建的尚玄虚”使“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被打破。从曹操开始，他在求贤令中再三的提出做官“唯才是举”，“他需要的人才，只要你有治国用兵之术，不必问污辱之名，见笑之耻，也不必问不仁不孝、寡廉鲜耻。你有一分本领，就给你一分事作。于是强盗流氓、乱臣贼子，一齐收下。”曹操用人讲究实用，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可厚非，但是对于那些以毕生精力研究儒家经典的士人们来说，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在这种状态下，还有谁来讲名节礼教，还有谁来讲学问德行呢？”等到曹丕即位后，他对文学的推动作用相较于曹操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要远远高于他在帝王史上的贡献，曹丕的弟弟曹植又是曹魏时期著名的诗人。曹氏三父子对文坛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他们一起引领了一代文学风尚，由于建安文学摆脱了汉赋的繁琐复杂，作品也不再只对帝王的丰功伟绩进行夸赞，它的内容趋于多元化，所以文人原本依附于政治的人格变得松动，文学思想由重功利转变为非功利，由此文人创造的思路逐渐从歌功颂德里解放出来，走向自然、自我、随性。

　　文学风气的转变带来的是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所以，嵇康在这种无拘无束的学风中长大，自然可以“任其所尚”，随意自在的吸收各种学术思想，涉猎不同流派的文学作品，依凭自己的兴趣爱好倘佯于浩如烟海的知识中。嵇康早年没有定式系统的学习，使他终身受益匪浅，这也是为什么嵇康如此多才多艺的缘故。从放荡不羁的性格和在思想上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来看，“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提出也就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言论了。

　　所以，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哲学思想，是在政治与个人特殊经历的综合作用下才得以提出的。政治的黑暗动荡让嵇康认清了现实的残酷与无情，内心的烦闷需要一个发泄口，而当时学术氛围的活跃与自由给嵇康提供了一个契机。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哲学思想不仅是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抗议，更是嵇康“任侠直言”性格的集中表现。可以说嵇康与“越名教而任自然”是融为一体的。

　　三、总结：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生

　　张节末先生说得好：“嵇康的一生，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一生。”嵇康在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执著地践行着“任自然”：首先他“天质自然”，虽“土木形骸”但“不自藻饰”，嵇康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美男子，但从不刻意修饰自己；他为人“岩岩若孤松之独立”，人格上的清俊、高洁、正直、真诚；他性格“恬静寡欲”，“宽简有大量”“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对待朋友又是亲切自然；他有思念朋友了就“兴命公子，携手同车”，“肃肃宵征，造我友庐”的率性和放达，也有讨厌一个人便“移时不交一言”任性……如此丰富而多彩的嵇康难怪会被惊为天人。这样不假掩饰的自然，是真实与美善、纯粹而自由的精神世界，嵇康的“任自然”真是任得直接、可爱！

　　参考文献：

　　[1]嵇康著.殷翔，郭全芝注.嵇康集注[M].安徽：黄山书社，1986.

　　[2]庄万寿.嵇康研究及其年谱[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90.

　　[3]刘大杰.魏晋思想论[M].长沙：岳麓书社，2010.

　　[4]张节末.嵇康美学[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5]白化文，许德楠译注.阮籍·嵇康[M].北京：中华书局，1983.

　　[6]（南朝宋）刘义庆著.黄征，柳军晔注释.世说新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